村戏

今天笔迷影君推荐的电影，被很多媒体盛赞为——去年最好的国产电影，没有之一。

可这样的良心之作却受限于排片和成本，无法和同档期的商业大片竞争，只能在一些艺术院线默默无闻地做小范围点映。

笔者不忍心这样的好片被埋没，想给大家安利一波——村戏 Bangzi Melody

黑白画面，素人演员，全片都是使用方言出演。

这样一部几乎完全不存在商业元素的独立电影，却有网友评价说——「活着」之后最好的文革电影。

不仅如此，电影还获得了第31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并入围了去年金马奖最佳改变剧本提名。

电影根据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集。

讲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们，为了排演一出过年的“村戏”，而引出的种种荒诞现象。

影片的导演是内地独立导演郑大圣。

他用极富视觉冲击力的黑白画面和大量的手持特写和近景仰拍镜头，将观众入到1982年发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陈年旧事。

尽管这是一部涉及文革背景的农村题材电影，但是笔者却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人性反思。

用导演郑大圣的话说就是——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时代幕布。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河北的某村庄。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的浪潮尚未席卷到这些偏远乡村。

故事开始于1982年的隆冬，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的前夕。

为了迎接领导检查。

村里的王支书号召全村，准备排一出村戏《打金枝》。

可刚刚经历十年的破四旧风波，村里的年轻人只学过样板戏，没人会唱传统戏曲。

为此村支书不得不求助于村里人称「戏篓子」的路老鹤，帮忙排戏。

要排戏，得先有人会唱戏。

向来市侩的路老鹤想让自己拿从小耳濡目染的女儿小芬演戏里的公主一角，可在戏的男主角驸马人选上却犯了难。

路老鹤本来想让能帮自己种地的好劳力杨志刚出演驸马，可女儿小芬却早已芳心暗许同村的青年树满。

《打金枝》的戏词里唱的是暴躁驸马为了父亲打了刁蛮公主的桥段，而在戏外——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也因为树满的疯癫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树满的父亲名叫王奎生，人称——「奎疯子」。

王奎生年轻时候做过民兵队长，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农作物秧苗），可后来却变得疯疯癫癫。

不过已经疯了十年的奎疯子，却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十年里，依然小心翼翼地看管保卫着一片「九亩半」的花生地。

奎疯子见到谁家的花生就抢。

拿走之后就跑到看管的农田里，把花生壳揉碎，一捧一捧撒到地里。

他还经常蹲守在村里的茅厕。

看到有人上厕所，他就高兴地哇哇大叫，因为能给田里做肥料。

可谁要敢靠近这九亩半，他就敢跟谁玩命。

小伙杨志刚家的狗窜进了九亩半，疯子当场就开枪，然后追着志刚跑了大半个村子。

村民都对奎疯子又恨又怕，所有人都觉得他一个白吃白喝的不该糟贱那么好的地。

而恰巧这时候村里传出了风声——村支书原本准备在领导看完村戏的表演结束后，宣布分地的结果。

村民们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农地，于是全村人开始悸动、疯狂。

但分地面就临着一个难题——奎疯子和他霸占了十年的九亩半好地怎么分?电影从这里开始，被分割成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现实当中村民排戏的过程，并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

而另外一条则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导演不断回溯了了10年前所发生的一桩惨剧。

奎疯子为什么疯？

他为什么占着九亩半？

在镜头从黑白变为彩色的不断的闪回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奎疯子这个形象和他的变得疯魔的背后，其实是一幕更加真切的历史悲剧。

70年代，正值轰轰烈烈的运动高峰期。

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里，每个人被灌输着强烈集体主义思想。

王奎生正是被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灌输下而变得偏执，在他心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年仅三四岁的女儿，因为饥饿偷了田地里的花生。

王奎生反手一巴掌，可没想到，女儿却因此噎死了。

女儿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更荒谬的却是接下来的事情。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误杀女儿的王奎生却被塑造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劳模。

甚至在全村人的推选之下，王奎生被当做了先进事迹做了报告演讲。

因为村支书告诉他：当上劳模，村里就能多领一年的救济粮。

王奎生一开始站在台上显得战战兢兢，不敢看台下，他也在质疑自己的行为。

可当他拿着村支书给他的稿子上台做回报的时候。

他听到了台下的欢呼和口号，看到了大家把他奉为榜样，他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大声地、疯狂地宣扬自己的口号——仿佛自己也认可了自己误杀女儿的行为，真的就是大义灭亲一样。

最终，怀着巨大压力的王奎生，在巨大的道德困境中疯掉了。

他成了村里人见人嫌的奎疯子，就连自己的儿子树满也怨恨着这个疯魔的父亲。

因为有一个疯子爹，他从小被人瞧不起，就连他和小芬的恋情得不到认可。

没有人记得奎疯子十年前为集体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他成了被集体抛弃的人。

而在十年后，为了分得村里最好的一块地，被村民利用和出卖过的奎疯子却又一次变成了利益的牺牲品。

年关将至，村里的大戏即将开演。

可奎疯子却在新年的前夕，被自己的儿子亲手捆绑着给送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车……

《村戏》是一幕幕时代悲剧的集合。

尽管导演并没有直接刻画文革的桥段，但通过奎疯子这个角色身上的悲剧命运，每个观众都能感受到那段荒谬的历史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戕害。

整部电影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式的反思和自省的意识——从70年代的集体主义，到80年代的分地到户，从宣扬大公无私到个人私欲的争夺。

时代在慢慢地改变和转化，同时跟着转化的，还有人性。

而在电影中，导演刻意用了两种不同的画面色调来强调两个年代的对比：电影的主要色调被做成黑白片，略带油画的质感，勾勒出一幅时代群像。

而在电影的回忆部分则用饱和度极高的「大红大绿」，造成一种视觉压迫，渲染了那个年代的荒谬与疯狂。

在考究的光影、流畅的镜头、凌厉的构图中，无戏可唱的《村戏》最终引发的是对历史、对人性的重新审视。

无论是集体至上的奎疯子，还是一心为公的村支书，亦或是市侩狡黠的路老鹤，每个角色的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一类人的映射。

正如导演郑大圣所说：这部电影里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无辜的人。

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村支书这个形象，这也是影片塑造的最为复杂的角色。

村支书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表面上他一心为村里的利益着想，满口的仁义道德。

可实际在道德底线上充满了矛盾与妥协，习惯用用交换和条件来促成事情的达成。

为了能多领救济粮，他利用并鼓动奎疯子上台演讲。

所以在十年后，他更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又一次伤害出卖了曾为村里付出巨大牺牲的奎疯子。

当奎疯子成了村民谋取私利的绊脚石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只是冷漠地说：我是大家的书记。

看似站在一个伟光正的集体的利益目标下，却又一次又一次的无视着全村人的恶意与恶行。

在那“九亩半”的花生地面前，人性的丑陋简直让观众触目惊心。

所以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意义并非在于不仅仅是拷问历史，而是拷问作为观众的我们每一个人。

这才是这个故事最让人细思恐极的地方——所谓的历史背景不过是舞台的幕布，而类似的事件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发生着。

时代从来不曾停止过疯狂，而人性也从来经不起考验。

但值得庆幸得是——我们还有这样野心的导演，还有这样良心的电影！

本文发表于公众号【迷影映画】（ID：miying1994）

反思那年《人民画报》为何只有红配绿《村戏》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1 让伤痛脱敏1.1 受导演的态度激励今天是2024年3月27日，星期三。

回想起上个星期日的下午，在澳大利亚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上，我观看了电影《村戏》。

而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日记，主要记录了我观影后从导演现场分享中获得的创作动机以及一些有趣的见闻。

这段视频可能会相对较长，因为它并非一个五分钟速览电影或几期电影隐喻的内容。

我更多的是将现场收获的内容用手机笔记本记录下来，整理成条目后，在这里进行详细的陈述。

我并不特别在乎视频的点击量，但我真心希望这个视频能够被那些真正关心那段历史、希望深入了解而非仅出于猎奇心态的人看到。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村戏》。

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会有些疑惑，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

其实，它讲述的内容与《三体》第一部开篇的故事是同一件事。

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不能频繁提及那个特定的词汇，但不可否认，它仍然是很多人讨论的话题。

在我观看完《村戏》之后，我被电影后的导演与专家教授的深入交流所触动，决定制作一个视频，将这次交流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通过这次观影与分享，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伤痛就像《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是一个人们不愿提及，但又无法忽视的存在。

那个敢正视这个词的哈利波特，正是他的能力所在。

我们不敢轻易谈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遗忘。

每一个历史的伤痛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就像《三国志》中的每一个故事，它们都在警示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因此，我决定制作这个视频，记录下我看完《村戏》后的交流内容。

虽然这些内容既深刻又学术，但我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我的理解和感受分享给大家。

1.2 记忆片段背后的谜团谈及我制作这个视频的初衷，源于导演在分享中提到他对那段历史的模糊记忆片段。

这些片段深深是存在于他的记忆中，但当他向家中长辈，那些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求助时，却得不到清晰和正面的回应。

同时，一些公开的、具有公信力的出版物也避免直接讨论这段历史。

这引发了导演的思考：如果连谈论都不敢，又何谈深入思考呢？

导演还提到，他看到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这些反思具有由上而下的系统性结构。

例如，“平庸之恶”这个词就是在这种反思中产生的。

当时的许多历史亲历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并非带有情绪或片面地看待历史，而是从各方角度去理解。

最终，我们得到了像“平庸之恶”这样的著名历史观点。

这些观点警示我们，如何在当今社会依然保持全球的稳定状态。

正是受到这种激励，导演也渴望探索那段他在孩童时期感到模糊的记忆。

1.3 剪辑定稿了26版制作这样一部电影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在交流环节，有观众提问，电影上映一天后难以再获得排片，是否受到了人为的阻力。

导演回应称情况并没有，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在商业上缺乏吸引力。

尽管电影曾在一些艺术院线发行、进行点映和交流，但终究难以在公映影院中脱颖而出。

尽管电影拥有龙标，却因其缺乏商业卖相而难以获得更多排片。

导演提到，为了获得龙标，他根据前前后后的反馈，对电影进行了26次的定稿剪辑，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量。

然而，导演认为这些定稿的过程并非只是辛苦，反而让他更深入地探讨和理解电影。

最终定稿的版本，他感到非常满意，并且认为这个状态达到了他个人的期望和收获。

1.4 无国界：感动了国外的大叔们尽管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并未取得显著成绩，但它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高度评价。

在金鸡奖上，电影获得了众多提名，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等，最终荣获了最佳摄影奖。

这也证明了电影在摄影方面的出色表现，稍后将详细解析其中的摄影细节。

此外，电影还在德国的中德电影节和2018年的德国中国电影节上放映，并荣获了最佳导演奖，这无疑是对电影质量的极高认可。

导演分享道，虽然当时未能亲临现场领奖，但电影在国外放映时也得到了强烈的认可。

然而，这种认可并非毫无条件。

在一些欧洲的年轻观众群体中，由于他们对缺衣少食的生活缺乏了解，因此在观看电影时存在一定的理解障碍。

他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农村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环境去理解电影中的邻里关系。

不过，在东欧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电影放映时却得到了许多大叔的热烈回应。

导演提到，一些有过戎装经历的人在观看电影时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这种共鸣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作品中是难以找到的。

对于一战、二战以及导演提到的历史事件的反思，如何找到一个正确且合理的角度，避免被误读和解读偏差，从而正确传达对当下的反思，确实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

因此，在国外电影节上，观众观看这部电影后，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感到自己的经历在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呼应，这是一种归属和认同感的体现。

2 再谈过去的意义2.1 并非再拍一部伤痕电影导演提到，这个故事的起源并非完全照搬自贾大山的小说。

在创作一个故事或电影时，他更看重那些能够深深触动他的细节，哪怕只是几个字。

而《村戏》这部电影，正是被贾大山小说《花生》中的几句话所打动。

小说中描述了一个父亲为守护公社的田地，却意外将自己的女儿因偷吃花生而噎死的故事。

这些简短的描述触动了导演，同时，他也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听闻过的类似事件，这些模糊的记忆与小说中的情节相互呼应，促使他决定将其拍成一部电影。

在交流现场，还邀请了一位著名专家。

专家分享了他对这部电影的直观感受。

据专家所言，涉及此类题材的电影并不罕见，如《芙蓉镇》、《活着》和《霸王别姬》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这段历史。

然而，这些电影多带有伤痕性质，主要反映了80年代时人们从那个特殊阶段走出后，对其持有的伤痛和批判态度。

但这种伤痛和批判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困境和矛盾。

这些困境和矛盾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从80年代至今，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

而电影《村戏》在专家看来，已经触及到了这些本质问题。

实际上，《村戏》并非一个单纯写实的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

电影中的村庄和人物，都在为一场戏而忙碌，而这场戏又隐藏着他们即将面临的分地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以及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因此，这部电影并非仅仅是对现实的忠实记录，而是一个充满寓意的艺术作品，旨在通过戏剧化的方式揭示那些长久以来被掩盖的真实问题。

导演再次强调了《村戏》的写意与寓言性质。

他提到，在之前的作品如《廉吏于成龙》的交流中，他多次表达了对西方电影制作有待增加写意性的问题。

许多西方电影追求写实，力求以假乱真，但导演认为，电影制作中写意元素的运用更为困难。

他举例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其写意性能够蕴含丰富的隐喻内容，虽不一定有明确结果，却能深刻揭示问题的原动力。

2.2 怎么就受不了红配绿了？

关于电影制作时的色彩基调问题，导演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当时，许多观众和学者都对此提出了疑问。

导演解释称，电影整体采用黑白色调，旨在营造一种写意的氛围。

他并非历史的亲历者，因此不想以写实的手法博人眼球，而是希望通过寓意的故事传达深层含义。

在这黑白的画面中，故事被分为两个时空段落：一个是现实分地的时空，另一个是涉及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回忆。

在回忆部分，导演巧妙地运用了红色和绿色两种色彩。

当这两种颜色突然出现在黑白画面中时，观众可能会感到刺眼。

在彩色故事整体推进前，导演还特意插入了几秒钟的彩色片段，让观众在沉浸于黑白世界后突然感受到色彩的冲击。

尤其是绿色的菜地和红色的旗子飘动时，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警醒，仿佛红绿灯闪烁，令人感到十分不适。

导演表示，这种不适感正是他想要观众反思的。

这种效果并非拍摄前就计划好的，而是在后期调色过程中，要求西班牙调色师制作出来的。

导演要求调色师除了红色和绿色外，其他颜色都保持黑白。

调色师对此感到震惊，认为将人的皮肤调成黑白色有些过分，但导演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在与现场学者的交流中，学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

他认为，导演在电影中运用彩色与黑白的对比，实际上是在表达人物与其服装的分离。

这种分离不仅存在于电影所叙述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更是人类在某种状态下的精神分裂的象征。

当人们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容和情感时，他们的日常行为与内心的活动往往会产生分裂，形成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现象。

对于导演是否故意用彩色来凸显这一意义，导演并没有直接否定，而是表示这种解读也是合理的。

导演的这种解读实际上源自于他小时候对色彩的记忆。

许多人认为电影的叙事至关重要，但不可忽视的是，电影中的色彩对于激发观众潜意识层面的感触同样至关重要。

当我在观看电影时，那两个颜色的突然出现确实给我带来了警觉感。

这种警觉感并非仅仅因为红色本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而更多的是色彩在电影中所营造的氛围和寓意。

为了验证自己小时候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导演特意做了一项工作。

他将1968年的《人民画报》共13期（包括加刊一期）的封面全部找出来，展示给调色师看，让他观察其中到底使用了哪些颜色。

在展示这些画报局部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只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以及一种较为素雅的灰色或青色。

这三种颜色构成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色彩的独特记忆和感受。

导演提到，在那个年代，这些颜色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他用了一个讽刺现代消费社会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的情况，说就像现在满大街的广告牌一样，无论是公交车站、大楼外墙、手机屏幕还是电梯内部，广告无处不在。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现在对广告毫无反感，但过了40年，当人们在2017年甚至2024年再次看到这两种颜色搭配在一起时，会感到警觉和不适？

这4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前不久，我观看电视剧《繁花》，其中多次强调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衣物上彩色花纹和料子的渴望，那种渴望的程度几乎可以用狂热来形容。

这确实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是因为当时社会风气过于保守，还是因为现在社会变得更为复杂繁琐？

导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给了观众自行思考的空间。

这种做法其实体现了艺术创作的随机性和个性化，导演根据自己的童年潜意识感受，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下创作出了这一独特的效果。

虽然这种创作逻辑看似个体化，但却无意中触动了观众大脑深层的潜意识。

通过电影中对颜色的处理和使用，我们不难看出导演在制作这部电影时，展现出了相当严谨的态度。

2.3 路程是钟摆？

还是螺旋？

导演多次强调，他并非历史的亲历者，无法以完全写实和明确的方式去呈现那个时代。

然而，他希望通过一种寓言故事的形式，与观众共同探讨和反思那个时代的历史。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虽然导演可能绕了不少弯路，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感觉、内容和情绪的精准把握，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最终使得电影成功传达了他想要表达的信息。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国内外都能引起众多观众的共鸣，甚至让那些原本国外不太敢触碰自己国家这类题材的观众也能深受触动。

这足以证明导演在创作这部电影时，展现出了非常谨慎和认真的态度。

关于这部电影的里程碑意义，学者再次提及了历史的重演与螺旋上升的概念。

如前所述，影片讲述了分地的现象，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又隐含着另一段特殊的历史阶段。

在回忆的过程中，这两段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重叠。

但学者认为，这种重叠并非仅限于这两件事情。

实际上，当我们回顾80年代的伤痕电影时，发现那种反思也同样是另一种程度的迷失，未能真正看清历史的真相。

历史似乎一直在重复，一代人又一代人似乎始终未能解决某些根本问题。

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

这正是我们需要从这部电影中正视和深入探讨的内容。

近年来，众多影视作品都反复提及一个概念：在当下这种互联网与移动设备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大爆炸使得接收信息的人面临如何保持更客观和理智状态的挑战。

许多电影都在探讨这一问题，即尽管我们现在能够获取更为客观、公正的信息，但虚假信息与正确信息同样都在膨胀。

如果不是现在的国家技术力量和算法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信息，我们甚至可能无法应对这种局面。

换句话说，更多的信息传播并不一定带来更清醒的结果，反而可能助长一种更为庞大和乌合之众的现象。

在鲁迅的许多文字中，他都反复提及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村戏》想要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

2.4 历史就是一场戏谈及这部电影的核心设定，我们不得不提及戏曲这一元素。

《村戏》中的戏曲不仅是电影的重要情节，更是导演用以隐喻某些历史现象的工具。

据导演所述，戏曲在某种程度上暗喻了当时一些被不允许的传统戏剧形式，在重新登上舞台时所经历的种种起伏。

那么，戏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当今社会，我们常见的传播形式无疑是手机。

通过短视频平台，我们几乎可以获取到以往所有信息来源的内容。

回想过去，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饭后，被家人要求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固定的内容。

尽管这种制式化的内容有时令人反感，但现在我们使用快手、抖音等应用时，其中的内容本质上并无太大变化，只是以一种更贴近年轻人、更快速、更简短、更吸引人的方式呈现。

这种传播形式的转变，要求传播主体必须积极拥抱新技术。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白毛女》、样板戏等经典作品，它们甚至将西方艺术如《天鹅湖》的舞蹈元素融入戏曲之中。

这些样板戏的创作与传播，展示了在传播过程中，新的思维与传统戏曲之间的融合与互补。

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设定便是传统戏曲的展现。

那么，这些传统戏曲真的如此重要吗？

对于现代的00后、10后来说，戏曲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

但作为一个90后，我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

我从小便跟随姥爷、姥娘在秋收后观看村里的戏曲表演，甚至去邻村聆听。

这些戏曲内容往往传递着道德善良、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观念，它们在电视和广播普及之前，承载着朴素的生活道德观念。

更深入地讲，我们常常说历史就是一场戏，这代表了一种观点，即历史中存在着人为的操作，或者历史就像一幕幕不断重复的戏剧。

但为什么用戏来代表历史，而不说历史就是一个短视频呢？

这正是因为戏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扮演着传播生活、农耕等基本价值观的重要角色。

以《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为例，前者更接近于历史内容，而后者则是小说。

这些内容主要是为识字的文人群体准备的，但古代文人毕竟有限。

那么，大众的观念是如何对齐的呢？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三国的戏曲表演来实现的。

这些戏曲与《三国志》并不完全相同，但在许多人眼中，它们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三国志》的内容。

导演也提到了像岳飞的戏曲，它替代了《大英雄岳飞传》中的一些内容。

3 人间的修罗场3.1 鲁迅笔下的看客这种替代在过去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文化程度不高的时期。

然而，这种几千年的做法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这也是电影想要深刻批判的一点，即旁观者或鲁迅笔下的看客心态。

在导演的其他作品中，如《古玩》、《天津闲人》，甚至《廉吏于成龙》这样的戏曲电影，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描绘看客的镜头。

他们没有台词，只是几个人揣着手，蹲在那里一排，像看戏一样看待周围的一切。

这种看客精神就是把别人家发生的事情当成一出戏来看，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自己只是以一种客观的状态来观察。

比如，当两口子吵架时，他们会毫不顾忌地凑过去看，甚至当着人家的面，完全不顾及他人的隐私，嗑着瓜子，把这一切当作一场戏来观赏。

这种看客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让人觉得他们并未被卷入到他人的情绪之中，保持了自身的客观与独立。

但换个角度看，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也反映出一种对历史发展与变迁的疏离感。

当别人经历着夫妻关系的演变、婚姻关系的进步时，他们似乎觉得这与己无关。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过去生产力发展缓慢、历史进程相对平稳有关，人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能够相对安稳地生活。

然而，自蒸汽机问世以来，社会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近年来AI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面对这样的变革，我们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适应和学习。

如果我们跟不上生产力的解放，便会发现与社会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以我们这一代人为例，从90年代出生至今，我们一直在不断学习和适应各种变化，这几乎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主题。

但如果未来像《三体》中所描述的那样，进入一个发展相对缓慢的纪元，那么人们可能会更注重享乐和消费主义。

然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各种发展挑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面对历史。

因此，我们的使命是接受新事物，审视旧事物，从中汲取经验，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帮助。

这部电影所反思的，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看客思维，它提醒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中。

3.2 顾左右而言他深入思考这种看客思维，我们会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惯性行为，而是蕴含了一种压抑性的结果。

在这些看客中，难道没有人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然而，当他们的观点得不到正面反馈时，就像家庭中孩子的诉求被忽视，他们便会变得沉默寡言。

相反，如果孩子的诉求得到及时的回应，哪怕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他们都会得到一种认可感。

因此，在看客思维的影响下，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我们在表达某些内容时，为了避免直接冲突或承担后果，往往选择曲折的方式。

导演观察说，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顾左右而言他”。

他认为，在国人的交流中，这种加密式的沟通方式似乎尤为普遍。

当我们想表达不满时，往往不会直接找到管理者诉说，而是通过迟到、在公司玩手机等潜意识的行为来间接表达。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顾左右而言他”的状态，这部电影在剧情层面也展现了这种状态。

表面上看是拍一场戏，实际上却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曲折的沟通方式。

这种沟通模式往往导致对个体感受的忽视，使得个体的情感变得另类，难以被他人理解和接纳。

这正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状态，在电影中，这一状态不仅体现在剧情层面，更深入地揭示了人们的沟通方式。

表面上看，大家似乎是在筹备一场戏，但实际上，这场戏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为了迎合过年时的喜庆氛围，让管理者开心，进而分配土地。

而分地这一事件的背后，又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关系，如同一个又一个的“顾左右而言他”。

比如那位父亲不小心拍死自己的女儿后，村长为了村里的利益，选择将此事上报。

在这一连串的关系绑定和利益交换中，每个人的真实感受都被忽略，成为了利益交换的牺牲品。

这种模式导致了个体感受的严重缺失，当这些感受被忽视时，个体往往会感到孤独和无助，他们的情感变得独特而难以被理解，如同一个异类。

这种感受无法与他人分享，因为一旦表达出来，就可能会被孤立，甚至被视为异类。

3.3 疯子形象的变迁因此，电影中的奎疯子这一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在学者的讨论中，这个角色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

他代表着那些被社会忽视、感受被排斥的个体，但同时也是清醒地观察和洞察着周围世界的观察者。

回顾我国的电影史，无论是80年代的伤痕电影，还是后来的其他作品，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傻子角色，以及《芙蓉镇》中的类似形象，都体现了这种被忽视和排斥的个体存在。

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冷漠和个体的孤独。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提到了他在创作《廉吏于成龙》时的思考。

他曾设想让于成龙直接盯着摄像头看，与观众进行直接的交流。

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做法在电影中并不常见，通常观众都是通过第三视角来旁观故事的发展。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导演选择让奎疯子有几秒的镜头直接面对观众。

这一设定不仅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能够表达出奎疯子已经疯狂到可以与观众进行眼神交流的程度，同时也暗示了他是一个超越当时情境的人，他感受到了更多、看到了更多。

3.4 九亩半的隐喻谈及奎疯子，我们不得不提及另一个意义深远的隐喻，九亩半。

这源于奎疯子因误杀女儿而被逼疯后，村里给予他的补偿，让他长期耕种九亩半的土地。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逐渐忘却了这一承诺，九亩半成为了历史的旧账，代表着过去的伤痕和曾经给予的弥补。

这种历史的遗留问题，原本有着明确的回应和解决方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原本受益的人却开始否认这一承诺，他们在新的利益分配中背信弃义，将之前的承诺抛诸脑后。

九亩半的寓意便在于此，它揭示了在一轮又一轮的利益分配中，人们往往会对过去的旧账和问题视而不见，重新计算利益，这种言而无信的态度便是九亩半所隐喻的。

然而，在九亩半的分配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画面。

当分配陷入僵局时，村里会请出五位长者，他们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坐在画像前。

观众或许会疑惑，为何在这样的场合下，即便请出了这五位长者，事情却依然无法得到解决。

按照传统习惯，皇权不下乡，而乡绅和有声望的人往往能在乡村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这部电影的剧情中，导演却设定了这五位长者坐在那里，尽管他们被请出，但问题却仍未得到解决。

导演在解答这一问题时表示，这一设定并没有明确的指向。

然而，他希望通过这一情节引发观众的思考：原本在乡村中具有管理职能和声望的乡绅，为何会在某个阶段后失去自己的声望？

在一次次的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这批人为何会逐渐退下舞台？

这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还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

随着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如新的手机、电脑等，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在使用时感到不适应，他们难以跟上新的生产方式和进步的节奏。

因此，他们的观点和立场逐渐被边缘化，退下舞台。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在导演的描述中，他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解读。

电影中传统戏码的再现，实际上是在描绘那些传统的、旧有的元素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所引发的种种纷争。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元素被忽视，甚至可以说是被淘汰了，那便是那五位长者。

导演还提到，电影拍摄所在的村子曾经非常富足，应该在明朝时期是某个家族聚居地，拥有豪华的戏台，足以见证当时乡绅势力的鼎盛。

然而，在拍摄时即2016至2017年期间，导演观察到村子里的乡绅势力已大幅衰落。

这一变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许多青年、壮年和家庭都迁往城市，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生活。

这种生产力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乡绅势力也在此过程中被逐渐淘汰。

这是一种必然的淘汰，并非人为或主动的选择，而是社会进步的自然结果。

3.5 一物降一物谈及疯子这一角色，我们不得不提及另一位关键人物，小芬。

在映后交流会上，有学者提到小芬这一角色颇为独特。

她与村子里其他在职场或利益上有所追求的人截然不同，似乎与整个村子的纷繁复杂毫无瓜葛。

其他角色，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像老王、老鹤这样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追求着各自的利益。

然而，小芬却似乎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她与所有人都没有明显的关联。

更值得一提的是，小芬是唯一一个能与疯子进行真正交流的人，他们之间的对话不仅仅是沟通，更像是心灵上的交流。

这种设定是否蕴含着对女性的某种尊重和对女性议题的考量呢？

导演用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来解释了这一设定的缘由。

他回忆说，小时候有一天他在路上被一个板砖击中，幸运的是，板砖是平的一面砸到了他，而不是尖锐的一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电影或许就不会存在，导演也不会拍摄此片了。

而砸他的人正是一个疯子。

导演提到，在他小时候，每个群体或班级里总会有一个疯子或傻子，有时甚至是疯傻合一的人存在。

在我个人的回忆中，小学时期也有类似的人物，一个疯子和一个傻子。

不幸的是，那个疯子后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而那个傻子长大后才发现他并不傻，只是小时候学习不好而已。

对于导演来说，这些记忆是他小时候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然而，这些记忆还伴随着另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人之间总有一物降一物的规律。

当那天的事情发生后，村里的人迅速找来了一个人，与那个傻子交谈后，傻子就变得平静了下来。

在导演的记忆中，那个人是一个小女孩。

正是基于这样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导演在故事中设立了小芬这一角色。

3.6 结局的瑞雪兆丰年经历了这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后，电影的结局走向了一个众望所归（带引号）的场景：奎疯子被送走，随后一场雪静静飘落，镜头静止。

这与之前频繁变换的推拉摇移镜头、充满迷幻色彩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此刻的镜头显得更为平和，对比度也相对较低。

观众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提问导演为何在结尾安排这样的内容。

导演表示，这个镜头并没有特定的功能性，而是跟随自己的直觉，觉得需要这样一个镜头来结束整部电影。

拍摄这个镜头的过程确实颇为不易。

导演团队原本根据天气预报期待雪的到来，但山里的小气候与县城的天气预报往往不符，他们只能耐心等待。

终于有一天凌晨四点，导演惊喜地发现下雪了。

当天稍亮时，光线适宜，雪也积了一层，不多不少，终于捕捉到了这个难得的镜头。

在导演的描述中，这个镜头暗喻着疯子已离去，预示着来年瑞雪兆丰年的美好愿景。

在我看来，这似乎寓意着每一次我们发起变化、经历波折后，最终都会迎来平静与安宁，以及对未来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的美好期盼。

然而，历史是否会重演，这一切是否真的能够如期而至，都是未知数。

3.7 儿子：生不如死的活着关于电影的结局，我想在此深入探讨一下。

当疯子被带走时，他在车上与已逝的女儿对话，表达了对女儿的悔意，希望她下一世还能来到人间。

我当时非常好奇，这个台词是在后期剪辑时才加入的吗？

还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

又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必须加入？

我很想知道这个设定的初衷。

这部电影中的寓言故事充满了压抑感，而对我来说，最压抑的部分就是奎疯子与儿子之间的情感纠葛。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曲折复杂，当疯子误伤女儿时，唯一的目击者是他的儿子。

儿子明白这是父亲的意外，因此他选择原谅，没有责怪父亲。

然而，其实疯子的妻子，也就是小男孩的母亲，阻止小女孩吃窝窝头，导致女孩去田里偷花生时，导致这一连串的意外，似乎母亲也有一种原罪。

儿带朋友来偷吃花生，也是儿子的举动，其实儿子也有这种原罪。

所以，儿子最初对父亲是能够理解的，但当他看到父亲因内疚而准备自我了断时，他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孽。

他选择不杀父亲，让父亲承受痛苦。

然而，随后的一幕却令人震惊。

镜头跟随着小男孩的步伐，展现出他与父亲之间的对峙。

当父亲在台上照着老王和老鹤写的稿子发表演讲时，儿子觉得父亲简直是个畜生，竟然利用这个意外来谋取荣誉。

儿子能否理解父亲是为了全村的口粮而这样做，或许有可能，但当时的他愤怒至极，拿起枪冲向父亲。

此时，儿子对父亲的怨恨已经到达顶点。

父亲的错误不仅仅在于误杀了女儿，更在于他之后的利用行为。

儿子没有杀掉父亲，而是选择让他留在痛苦的人世间，继续承受煎熬。

这种情感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直到儿子在父亲耳边放了一个空枪，村子里的人都以为他终于下手了。

尽管是空枪，但这一举动似乎让父亲得到了解脱。

之后，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与小芬交流，这也意味着他不再疯癫。

3.8 女儿：宽恕的逝去我觉得电影的这一设定相当巧妙，作为结局恰到好处。

但导演在其中还隐藏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结局：父亲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后，对着小棺材里的女儿说，你不应该再投胎回来了，这个人世间不值得你再来。

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人死后会重生，所以这一世多做善事，下一世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陷入无尽的苦难，无法再回到人间。

对于这一幕的出现，我一直在深思其背后的意义。

难道上一代人的恩怨和纠葛，会影响下一代人的生存选择吗？

我们是否应该因为自己在世界上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就阻止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从而导致人口逐渐减少？

这样的观念让我深感困惑。

后来，我恍然大悟，这部电影层层递进，其实就是在探讨一个核心主题——宽恕。

有句名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会逐渐看清生活的真相，许多事情都是表面的，都是虚假的，都是随机的结果。

然而，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也不会因此告诉孩子人间不值得，你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

相反，我们会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即使有一天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体验，而我们作为父母，即使认识到世界的不易，也依然愿意带给他们希望和温暖。

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这或许正是人类能够在这个地球上持续繁衍的原因。

如果真的有造物主在设计这个世界，那么这种设定无疑是逻辑自洽的。

许多科幻作品也探讨了类似的主题。

这部电影中的故事跳出了常规框架，展现了父亲与夭折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

同时，电影中也描绘了小芬追求自由恋爱，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愿望，与她的父亲老鹤的保守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老鹤的反对并非出于对女儿的关心，而是源于他与上一代奎疯子之间的纠葛。

然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上一代人的问题是否应该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在观看《走向共和》时，我依稀记得李鸿章对梁启超说过一番话。

当梁启超提出诸多改革方案时，李鸿章并未否定，而是感慨自己年事已高，有些事情应当交给年轻人去做。

对于家中的长者或年长的前辈来说，最大的善举或许就是放手不管，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让他们自己去体验世界，决定是否要继续热爱这个世界。

因此，我认为这部电影最深刻的主题便是宽恕。

单独纠结于伤痛本身或许并无太大意义，而历史循环往复的探讨虽然有其价值，但更深层次的是我们能否学会宽恕、放下与原谅。

在阅读《美国小说》时，我注意到黑人群体在为自己发声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

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可能引发争议。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如何让施害者承认自己的罪行？

这也正是这部电影所要传达的主题，宽恕。

历史需要宽恕，我们需要理性地放下过去的仇恨与伤痛。

4 戏里戏外的呼应4.1 乡村其实没那么陈旧了最后，我想补充一些有关这部电影拍摄时的有趣花絮。

影片的拍摄地点位于河北与山西交界的井陉县梁家村。

为了在电影中呈现红绿相间的花生地画面，剧组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在这个村子种了10亩花生，并等待夏天的到来进行拍摄。

整个后期制作又耗费了一年的时间，从2015年持续到2016年。

这部电影拍摄地方历史上确实是很特殊的，位于赵国和魏国历史上的交界地带，深藏于太行山之中，是一个与世隔绝、自治性质的小世界。

然而，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心村，青壮年都已离开，只剩下老人们留守。

他们在拍摄时对这个场地情有独钟，因为它完美地保留了原始风貌，与他们在创作阶段的构想不谋而合。

戏台的设计尤其引人入胜，它不仅仅是一个唱戏的地方，还承载着多重实际功能。

戏台底部有一个圆拱，这个拱并非简单的孔洞，其下方藏有一个大缸，用于声音的共鸣，使唱戏时的声音更加浑厚。

此外，这个拱还具备泄洪功能，如电影中所示，人和羊都可以从下方经过。

这些细节充分展示了明朝时期这个村子的建筑水平和经济富裕程度。

关于现在的农村面貌，人们仍在热议。

包括在《红毯先生》这部电影中也有所提及，农村的形象面貌在现代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自己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曾长时间致力于美丽乡村的建设，旨在让那些回归大城市的人也能拥有更自由的选择，可以选择回到乡村生活。

乡村在现代社会中的形象已经不再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

我很想在现场与大家分享这些探讨，但显然，大家对乡村仍带有一定的恐惧心理，认为那里的卫生条件不便，乡里乡亲之间是否真的如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相互计较、无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的乡村，由于手机、电视等设备的普及，其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城市接轨。

只是生活方式上，还保留了一些当地特色。

我个人在旅游时，非常喜欢体验乡村生活。

我小时候在山西的大院里长大，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我蹲在院子里吃刀削面时，一只鸡过来啄我的面的情景，虽然当时被吓坏了，但每次抬头看到院子里的砖瓦，都感到无比幸福，那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4.2 入戏太深拍摄这部电影时，所有演员均为非职业演员，他们并未接受过长时间的系统培训。

他们所接受的培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时的情境。

导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采用了一种电影与现实生活同步的拍摄方法。

例如，戏中的老王，作为戏班子的领导者，这个角色实际上是由现实中的戏班子管理者所扮演。

除了小芬和两位年轻追求者是从技校挑选的年轻人外，其他所有演员均来自这个戏班子。

老鹤和奎疯子的扮演者，分别是师兄和师弟。

这个戏班子每年秋收时节，在完成农活后会接受村里的资助，进行唱戏表演。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回到乡村，与村民们一同耕作，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乡村的一份子。

为了使表演更加逼真，剧组为演员们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入戏”体验。

他们模拟了当年戏班子分配角色的场景，演员们戴着高高的帽子，站在凳子上，让其他成员说出对剧团创始人的不满。

原本计划进行三次这样的模拟，第一次时大家并未太在意，但第二次时，创始人的眼神开始变得认真，仿佛真的听进了那些原本只是表演用的坏话。

这些话触动了他的内心，让他感到十分难受，甚至流下了眼泪。

有一次，美术组在墙上刷写当年的标语时，看到演员们带着戏班子的创始人在村里转悠，大家开始感到些许不安。

因为演员们在准备过程中似乎过于投入，有些“入戏太深”。

导演半开玩笑地说，最担心这件事的是村里的老人们，他们对这些场景有一定的害怕感。

而且，这些老人是剧组租住房屋的房东。

因此，剧组也不敢再进行更多的此类行为，只进行了两次模拟后就停止了。

这种现象在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并不罕见。

例如，曾有一个实验，在监狱中请人扮演犯人和狱长，结果角色扮演到最后，居然发生了真正的肢体冲突，大家的情绪也被完全带入。

角色的身份无形中能给人带来一种气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学实验。

因此，这些演员为了准备这部电影，确实付出了很多精力。

他们在戏里戏外都投入地扮演角色，将最终的作品呈现得栩栩如生。

以上，就是我对电影《村戏》的一些日记。

原载《北京青年报》0130B03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1/30/content_277551.htm?div=2电影《村戏》2017年进入金鸡、金马评委视野，在上海电影节、First影展、平遥电影节一路收获关注，久闻其名，终于在2018年开年守到了它的点映。

该片讲的是包产到户试点时期河北井陉农村排戏和分地的故事。

排的是晋剧老戏，分的是集体的地，在当时刚经历若干年狂飙突进的语境中，都在“向后看”。

直到影片终了，地是排除重重困难给分了，戏却是一直没有见到正式登台。

戏登不登台对于影片的叙事似乎无关紧要，村戏村戏，整个村庄围绕排戏与分地产生的种种纠葛才是这一出戏的要紧关目。

但影片主创对所排剧目的选择，却颇可玩味。

原著小说里要排的是《穆柯寨》带《辕门斩子》，电影里换成了《打金枝》，并说这是上级领导的要求，不能改。

这也不突兀，1955年的《打金枝》是“十七年”时期拍摄的唯一一部晋剧电影，大名鼎鼎。

《打金枝》讲的是唐代宗调和女儿升平公主和女婿郭暧之间矛盾的故事，各个剧种都有搬演，早已脍炙人口，唐代宗因此还有名言传世：不痴不聋，不作家翁。

可在电影里，主导排戏的路老鹤却各种阻挠女儿小芬和其恋人王树满一起出演这对小夫妻，试图棒打鸳鸯。

如此干涉恋爱自由的阿翁，当然不会让“打金枝”得以善了。

唐代宗之所以在郭暧打了公主后仍然劝和不劝离，一方面想成全小家庭的和睦，另一方面则考虑郭暧是郭子仪的幼子，而郭子仪是那个于安史之乱中挽李唐江山于既倒的大将军，“一来是爱的金枝女，二来是为的王社稷”。

而路老鹤拆散本来登对的小儿女，当然出于是对树满家庭背景的不满：树满的娘是病秧子，爹奎生是疯子。

奎生是排戏绕不开的疙瘩，更是分地冲突的核心。

他所占的“九亩半”是全村最肥的地，谁都想要。

路老鹤打鼓引导奎生想起其最拿手的戏“钟馗捉鬼”，两人你打我舞，配合默契，突然间路老鹤附耳来了一句：“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

”这段“钟馗捉鬼”奉献了整部电影的高潮，即便没有扮上，也足够展现钟馗这一角色具有的极媸之妍。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黄蜀芹导演的杰作《人·鬼·情》，也是选择了“钟馗嫁妹”这一段戏作为串场，隐喻女主人公在不同人生阶段对于性别，对于感情以及对于命运的种种挣扎与迷思。

除了导演郑大圣向母亲黄蜀芹的致敬，钟馗本身即是奎生形象的投射。

奎者馗也，馗者魁也，钟馗本是考场上的魁首，而奎生也是保护集体财产的先进典型。

传说中钟馗的原型文武兼修，唐初应殿试时因貌陋不被取中，羞愤自杀，所以成神，又因帮唐玄宗梦中驱鬼而扬名。

奎生为了看住集体的地，失手拍打让偷吃花生的女儿彩云呛死，又为了帮村集体赢得救济粮而被树为大义灭亲的典型，上台发言进而发狂，最后为了给分地让路，被路老鹤一语诛心，病情加重，在村民集体施压下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钟馗因为特权阶级的偏见而成了神，却继续做着为特权阶级驱鬼的工作，大概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典型。

奎生为了维护村集体的利益而发疯，又因为集体利益某种程度上的离散、个人家庭利益的彰显而被逼离开。

他的疯不全因为制度的过犹不及，也不全因为路老鹤的其心可诛，更是电影里那一扇扇对他关上的门，一个个唯恐避之不及的身影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为制度所掩映的平庸之恶开出的花朵，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半成品，也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永远无法彻底的废品。

钟馗在成神之后有了捉鬼的能力，奎生因为是先进典型而被擢为民兵连长，有了一把枪可以更好地看护田地，看似都是命运的强者。

但奎生的枪里早已没有了子弹，电影里他为了拯救花生而模拟的冲锋、战斗被配上了晋剧的锣鼓点，显得外强中干，戏谑而讽刺。

至于钟馗，传说故事里还有另一位和他一样囿于貌丑不得中举的黄巢，后来起兵，使得因郭子仪而得救的唐朝统治名存实亡，他才是命运的强者，真正实现了自己诗里的理想：“我花开后百花杀。

”当然，这位也没能彻底颠覆那个以身言书判为选才标准的制度，命耶，时也。

和彩云大致同龄的小芬，是全村唯一不嫌弃奎生的人，也是陪着奎生坐上去精神病院的隔离车的人。

然而在奎生、路老鹤乃至村支书等勾勒饱满的男性形象的对比之下，小芬这一善良的女性形象显得过于单薄且符号化，一如主创对人性的信心。

金枝女从来也不是晋剧《打金枝》的第一主角。

郑大圣导演家学渊源，自己拍过并非纯粹舞台纪录的京剧电影《廉吏于成龙》，了解戏曲与电影两门艺术语言。

本片借用两出与唐人联系紧密的戏曲，反映的是近景的农村的生命脉动，试图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

对比某位同样家学渊源、了解戏曲与电影两门艺术语言的导演，完全抛弃戏曲审美乃至中式审美，简单对位去追摹所谓的大唐盛世，高下立判。

从小岗村村民签下“生死状”，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至今已有四十年。

导演在映后访谈表示，这场深远影响整个中国的变革似乎还没有一部电影来直接表现，他想拍一部，于是有了《村戏》。

全片影像黑白，而唯有绿的花生地、绿军装、彩云的小花袄及奎生作报告时胸前的大红花呈现过于饱和的色彩；树满坐在写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墙前观看小芬他们排《打金枝》；五个村里的耆宿坐在马恩列斯毛五张画像下抽烟而不表态；奎生在门洞另一头呆立，而门洞这头挂着主席画像还写着硕大的“忠”字；排戏时“辛亥（片中人名）拿个馒头就走了，还把红旗挂反了”……种种充满讽喻的对照通过丰富的镜头语言展现出来，明白晓畅、辛辣有力。

影片与其说是在反映包产到户，不如说是在描摹变革时期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变与不变。

包产到户是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置”，而目前在农村渐次开展的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试点，把分散了的土地又集中起来，是另一场深刻的变革。

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再等四十年，才会有反映和关怀这一场变革的影片出现。

如果我们承认《村戏》的以小见大——这其实是个挺容易的事儿——那1980年除了是官方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元年之外，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也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和政策的不可知不可抗不同的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为自身提供演进的燃料，同时也是逐利者最好的动员令和催情剂。

于是乎，对于市场的管制放松之后，（相对地）人人都有了逐利的自由，使得空气中闻风而动的逐利者们释放出的荷尔蒙密度陡增，一时间盛况空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告别了匮乏，迎来了……嗯……也许在电影的眼中，又一个应该被批评的时代。

电影的批评 就像片中被请来评理的长者们不置可否的态度一样，管制放松的（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主导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抱怨，实际上也就源于这种缺失。

进而，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突然缺失，从经济环境上来看，彼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然权利，再加上逐利这个充分的动机，于是便出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具体到电影中，就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冲突。

我们看，蛋糕就那么大，每个人都还要吃一口，吃得比别人少还不行——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嗅到的是和此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气息，是时代精神的转变下集体主义的消散，以及个人主义的猛然浮现。

个人主义的底色是利己，或者说，利己既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也是市场逻辑的出发点——在分田这个事情中，因为获得了合适的养料，它被发扬光大。

电影通过儿子最终绑了老子要求九亩半这种极端戏剧化的处理，凸显了个人主义在浮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荒诞。

我觉得，这就是它对时代所作的批评。

我的批评 让我们说回霍布斯。

作为一个哲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人性本恶”这个观点，他相信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永恒特质，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避免的。

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契约论，主张自然人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而由国家维持社会的和平。

按照此种观点，来自一个最高权力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

不负责任的说，《村戏》在这一点上也许暗合了这种国家主义，所以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资格去质疑霍布斯，但脱离理论而具体到实际的情况，而且仅仅基于常识，我还是觉得人的、以及市场的理性并非如此脆弱。

比如说，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的确会催生丑陋，但相对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期的狼奔豕突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各方并不在一盘零和的棋局之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博弈之后的平衡并不处在坐标轴的哪一个极端，而应该在某一个中间点，所以儿子绑老子的事情我们才甚少听说。

相反的，这种情况更像是可能发生在前三十年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分界点，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逻辑去分析，所以我对用在电影海报上的那个老子把枪递给儿子的画面，是持保留意见的。

电影确实非常成功地讲了一个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奇妙转变中，分别被这两种力量所异化的父子二人，各自命运遥相呼应的唏嘘故事。

只是在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痛苦记忆的障目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忽视后三十年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霍布斯式利维坦的自发地呼唤。

能够分到自己的一块地，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个中人心太杂，算计太多，就对幸福畏首畏尾。

《村戏》，按照题目来说，主要讲的当然是村子里在年前排的那出戏。

但是这出戏的目的，却是为了分地，也就是影片的时代大背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但是这两件事，都不是本质，影片真正的叙事主体，其实是疯子当年是怎么疯的，他的儿子疯小如今对他的态度又是怎样变化的。

排戏和分地，是时代大势所趋。

风气变了，当初被打成四旧的老戏可以唱了，当初吃大锅饭的现在可以包地了。

这两件事，都是有很多人参与的，比如村支书，路老鹤和他的女儿，还有个志刚。

很多人参与的，不是戏的本质，戏的本质只在疯子和疯小身上，排戏和分地，都只是为了引出他们俩，是补光。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每个病人都将生活这张弹簧床压得变了形，扭曲向四面八方，与他人相互颠簸，那么在这出戏里，击打下那个最重音的是疯子，受这场引力波影响最大的是疯小。

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次导演的镜头，其实就是疯小的目光。

他的人生，因为这个疯子父亲，受压变形，不自主地滑向他的疯子父亲。

我现在所能回忆到的重头戏，几乎全是关于疯子的。

疯子陷入幻觉，持枪保护花生那段的表演，非常惊艳，最后疯子一张黑脸，上面闪着光的眼睛，缓缓出现在画面上。

疯子没疯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讲话，用自己女儿的一条命换来村里的救济粮，他整个人的撕裂，被摄影表露无疑。

疯子没疯的时候，抱着偷吃集体的花生噎死的女儿，只知道抚着女儿的胸背，一个劲地喊：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疯子被儿子的一枪打醒了之后，路老鹤为了试他到底能不能好，跟他搭了一出《钟馗捉鬼》，疯子没有忘记当年的锣鼓声，跟着做身段……最后因为路老鹤一句，戏里的钟馗捉的是鬼，现实里的钟馗捉的是自己的女儿，疯子重新陷入癫狂……疯子被众人绑的时候，喊的那声：支书，保护花生……疯子被送走的时候，回头的眼神和嚎啕的哭泣，对女儿的呼喊……如此明晰的故事线，几乎可以做成折子戏了。

透过这个疯子，当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集权压迫之下，人性的扭曲，但是对于必须走过那个时代的疯小来说，他该如何面对？

有意思的是，疯小同样也被村子里的人看成一个疯子。

因为拥有一个疯子父亲，他的性格变得固执，甚至有些阴暗。

电影就讲了这两个疯子，一个是太阳，一个是反射回来的太阳光。

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

疯小会突然甩棍子打地里的父亲，会在饭桌上给父亲甩脸色。

因为有个疯子父亲，排戏的时候，路老鹤故意拆散他和小芬，不让两个人搭《打金枝》，扮郭暧和升平公主。

疯小的爱情因此受到挫折。

后来父亲发疯用枪威胁村民的时候，他挺着胸膛迎上去，最后朝自己老子开了一枪。

枪口抬高，也依然是儿子打老子。

儿子多年隐忍后的爆发，终于让疯子清醒了一点。

但是随之而来的分地风波，又更进一步地逼迫了疯小。

村支书说要把疯子绑了送走，儿子说我不绑，支书说不用你绑，你不拦就行。

最后，在疯子抢夺别人的小女孩时，第一个上前抱住他，要求别人来绑的人，竟然是他的儿子疯小。

疯小就做了这两件事，打了父亲一枪，绑了父亲送走。

疯子父亲的阴霾散去，但是疯小之后的人生呢？

那个送走的疯子留下的阴影，又该如何抹除？

疯子的失心疯之后又该如何呢？

失心疯不只是那个时代才有。

诚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那个时代是极其灰暗的，但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时代，又何尝不是荒谬无比？

疯子之所以疯了，是因为他完全无法面对时代带给他的创伤，他疯了，他的时代因此停滞了。

但是儿子的时代却在往前走，虽然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所以儿子最终不得不与疯子决裂。

有很多让我们日常生活难以为继的原因，都是这个时代造就的。

我们被上一代人所影响甚至控制，却面对着新一代的现实，这种撕裂与冲突导致我们的情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生活和信仰愈加捉襟见肘。

所有人都从时间隧道里穿梭而过，唯有疯子掉了队。

疯子的失心疯，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时代打在他身上的烙印。

因为疯了，所以时光在他身上停滞了，他成为了一个标本，永远地活在他疯了的那一刻。

学会看清一个时代很重要，聪明的人看清之后可以去做风口上飞起的猪，不聪明的人看清之后，至少可以不用时代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最终自己的信念崩溃，也伤害了亲密的人。

影片中，与疯子相对应的，就是精明的路老鹤。

排戏的时候，他一心拆散疯小和小芬，甚至为小芬相中了壮劳力志刚。

他非常精明，但也没有完全失了良心，因此会听了女儿的劝，自告奋勇去试试疯子。

他是非常清醒的，所以会在跟疯子搭完《钟馗捉鬼》后，明明白白地告诉疯子，你这个钟馗，捉的是自己的女儿。

这就像宝钗在拜堂之后明明白白地告诉宝玉，黛玉已死的事实，刺激他去接受。

然而疯子抗拒了，他无法走出这个心结。

路老鹤叹口气，走出来跟支书说：还是送走吧。

其实我也好奇，认清了生活中的那些结构性的矛盾之后，我们心里自然会舒坦很多，不会把矛盾完全怪罪于身边的人，也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完全怪罪于自己，只是这但求心安之后呢？

像疯小那样做吗？

也许疯小做得没错。

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疯小开枪和绑父之后，疯子都离直面现实、接受现实更近了一步。

人，终究是挂在时间之网上的动物啊。

看完和迷影的朋友聊了一会，两个人心里都有过高的预期，结果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也算是一部好的片子。

不好的地方大概有，主线上是群戏（村戏）变成一个疯子的前尘和以后。

色彩上红绿对比太过刻意了些，然后黑白的运用觉得没有那么必要。

当然色彩上的问题加上中间叙事节奏的慢容易造成观众的困倦。

以及片中女性形象的单薄，疯子的妻子戏份不多印象不深尚可理解，但女主性格太过圣母，没有前因后果的圣母立不住脚也不能引起观众的共情。

但优点也很明显，比如一些情节镜头非常出彩，镜头上比如钟馗打鬼那一段，情感上比如最后疯子车上回忆与现实交织。

还有就是男性角色的形象很丰满，村支书、老鹤、疯子，这三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纠缠和影响，各怀心思，行为想法各有原因和立场，给人印象很深刻。

整个片子俯拍的镜头都不是压迫，而是清醒的旁观着，观众也能更清晰的去看到发生的一切，而对疯子的脸部特写，我们能感受到面部肌肉表情的变化而推测到心理的变化。

听说导演还专门种了花生，必须为这样的认真而支持了。

最后，和岛主聊天才知道这是三个短篇糅合的作品，优点是糅合，缺点是糅合得不够好吧，生硬的地方这么看可以想通了。

说到底，人生如戏，无论什么年代，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以电影为镜，从电影的年代中望见了自己。

村里的每个人都活在我们身边，有句话叫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一点善意或者恶意，一点自私或奉献，或许都值得多权衡一下。

《村戏》这部影片无疑是指认着一个时代的，无论是开头字幕所呈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亦或片中无数次呈现的对于分田的场景，都将本片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当然，这都是之后会有所讲述的。

本片拥有着黑白片那种沉重的质感，但却独独运用了红绿两种颜色，两种代表生命力的色调成为我们分辨历史与历史中的历史的主要方式，但是极其令人讽刺的是，那个充满生命力的历史中的历史将成为本片悲剧的源头，那个历史中的历史的时代直接导致了历史的时代的悲剧。

1.群体的放逐 本片所主要想表达的悲剧，是那个社群对于主角“奎疯子”放逐的悲剧，借用福柯所说：“任何社会都内在的需要离轨者，因为放逐离轨者以及这一放逐行为自身可使其他人充分意识到他们是被留在社会之中的。

放逐行为本身比放逐者的命运更为重要，他们讲作为一明证：社会因房主了他们而变得更加纯洁。

” 因此不难看出在本片中，放逐奎疯子作为了一个注定的结局，它验明了社群自身的纯洁性，即使他们本身并不纯洁：他们是导致奎疯子成为疯子的直接凶手。

但是无疑，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拥有直接而鲜明的理由：村子（社群）的利益，相比集体的利益，个人的牺牲算得了什么？

故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凶手，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凶手。

他们需要放逐奎疯子，通过指认疯子的“疯”，来验明他们的明智，更何况，奎疯子的每一次出现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无论是他一人霸占着最好的田，再者他的行为将会把他们整个社群钉死在“凶手”这个名义之下，无论他们承不承认，奎疯子就是因他们的利益而疯。

总之，他们必须让奎疯子离开，并且带着疯子的名义离开，只有他是疯子，所以他们才能有足够的理由让他成为那个注定的被放逐者，只有让他离开，他们才有资格获得那份田地，并且永远地摆脱凶手的罪名，可是，他们不知道，他带着疯子的名义离开的同时，这个“凶手”就将永远地铭刻于历史之上。

2.自我的放逐 这里就需要探讨奎疯子为什么会疯了，首先的原因，无疑，他害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却不能承担害死女儿的愧疚，他是英雄，他是集体利益的捍卫者，恰似《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一般，全世界都在庆祝他最悲伤的一天，他不堪忍受，他迷失自我，所以疯了。

但我想要说的，可能他疯的原因并不止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因为女儿疯的。

他害死了自己的女儿，本来，凶手应该是他，他这辈子都应该承担他害死女儿这份罪恶，屈辱地活下去，但是，村里人的要求却是：把女儿指认为小偷。

女儿会成为一个骂名，屈辱地死去，不被社会所接纳地死去，可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女儿生前他已经足够愧疚，难道死后都不能保护女儿吗？

事实上，他不能。

所以，他亲手完成了对女儿的二次伤害，就像心理学上的二次创伤一样，他疯了，有层次而必然地疯了。

他将自己放逐为一个“护卫”，一个人民的护卫，一个田地的护卫，一个花生的护卫，他不知大家怎么想，我看见的至少作为扔手榴弹的那一幕，恰似一个扮演行为，他内心追逐着一份对于女儿的守卫，但是，这种守卫的行径不是他作为一个正常的英雄可以做到的，他只有自我放逐，成为一个疯子般的守卫，才可以完成。

3.时代的放逐 社会时代这个词无论如何在本片中都是无法避开的，因为它是被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普遍的故事。

无论是各处可见的放大的毛主席的相片。

还是村中五老头上那并未露脸的开国元勋，甚或者村中大量的大字，都在把我们引向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那是一个走向现代的时代，但是悲剧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

奎疯子，因为历史中的历史而疯，他固执地停留在历史的历史中，或者说，他是被放逐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而这，是进步的时代环境中所绝对不允许的，新的时代怎么可以存在“旧”的东西呢？

新的时代，新在要斩钉截铁地和旧时代划开所有界限，而奎疯子，那个旧时代的英雄，在新时代中是不被承认的，不允许的存在的，所以，新时代的人们开始剖析那个“英雄”的时代，从而告诉大家，这个不是英雄，这真的只是个疯子，而且，这个疯子却恰好拥有了一切旧时代的特点，那我们为什么不放逐他呢？

放逐了他，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先进，我们就可以期盼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时代。

的确，他大义灭亲，他虎毒食子，他害死了那么好的一个闺女，那种人怎么配当英雄呢？

我们新时代中，这种人就是罪犯，是应该被送去“公安局”的，但是村中人选择了将他指认为疯子，这个简单的选项送到了精神病院中，无论他疯没疯，他的历史就决定了他的放逐，这个只是一个遗留的放逐，他注定不被这个时代所接纳，同时，他又固执地拒绝了那个时代，所以，他将无处生存，疯子将是他“最好”的归宿。

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放逐的命运。

楔子从去年开始，一部名为《村戏》的电影，在大小各种影节、电影季放映中崭露头角，并冠以种种“反思”标签在各种影迷群中传播。

当时也了解到此片的信息，对影片颇为好奇。

之后在夏末一场点映活动中首次观看了此片，但就以我的认知结构看一遍，并没完全看透这部电影，之后又通过一些放映活动，又看了两遍《村戏》，才觉得对此片有些把握，或者对影片能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了，故借此文尝试我个人对《村戏》的一次精神梳理。

《村戏》与“村戏”

《村戏》是根据贾大山的短篇小说集作为蓝本改编而成，看过第一遍后，就好奇的找了小说翻看，才了解到影片《村戏》并不是以贾大山某篇小说或者几篇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诸多细节都是散落在短篇小说集中诸多大小的篇目当中，这篇的人物名或角色的某个行为，那篇的几十字的一个过场细节，另外一篇几百字某场景或某活动的描写。

这种在短篇集中摘录出各个层面的细节、情节，再重新整合汇总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的手法，其难度甚至比一个原创电影剧本还要难，提取小说中最精华的“魂骨”再重新塑造出郑大圣导演作者性的“血肉”，所以这一出《村戏》不仅是贾大山的“村戏”，也赋予了郑大圣导演对那个剧烈转折时代中人们变化的一种观照。

支书、老鹤与奎疯子电影开篇一个手剥花生、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捧着满满的花生又全撒向了田间，后发现有狗偷食了地上的花生，随即用粪水和土枪驱赶了狗和其主人志刚，其形象行为的怪异，让观众不免产生了疑问，但电影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些。

一抹阳光贯通了村支书和后面的主席画像，镜头的设计直接点名了村支书的政治地位，而老鹤以收花生分配油料出场，也显示出他在村中的财务职权。

而后广播室谈话泄露，告知了故事所处的时代——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自古都是大事，《村戏》中也不例外，而在支书在大队部公布排“村戏”和“分地”消息后，在村民的议论中得知，片头的那个怪人是“奎疯子”他守的那片地是“九亩半”是村里最好的地。

村民们对“分地”当然是异常的兴奋，而支书对“分地”也是异常坚定，自然心里有谱，但肚里“老词儿多”掌管财务的老鹤想的确是利用这出“村戏”为砝码实现自己的目的。

支书掌管行政，老鹤掌握财务，而“奎疯子”却守着村中最好的地。

“奎疯子”因“九亩半”进村闹事，支书用军令喝住“疯子”让其驱离，三人的关系，不由得引发观众的好奇。

小芬与树满村民在公布排戏后的议论中，观众已经得知小芬与树满是“村戏”《打金枝》郭暧和金枝女的不加人选，自然在村中的关系是青梅竹马。

议论中老鹤言语中处处阻拦作梗，明显道出了老鹤小芬的父女关系，而树满母亲让其把志刚被泼粪水的衣服要来回去洗，已然显出树满与“奎疯子”的父子关系。

确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让观众更加对小芬和树满父辈的关系、前史产生好奇。

而这出“村戏”真正的根源，也是一位县上文艺汇演树满小芬合作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引起县上领导的注意。

而这一曲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万泉河水》也道出了二人成长的背景——在冷战环境下引发反苏修备战的荒谬年代。

那个荒谬年代也是支书、老鹤、奎疯子三人微妙关系的根源。

饥饿与色彩 “部队的战士用扫帚和簸箕把老乡粮仓中的最后几粒谷子都扫走了”（大意）——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

饥饿在那个年代中是一个普遍记忆，而这部电影所有故事、人物关系的根源起都是因为小彩云难抵饥饿偷吃了地里的花生，最后导致意外死亡。

小彩云的饥饿，可能对现在的人们无从感知，但对我而言，有着极强的触动——孩童时，还在世奶奶在案板上做着面食，不懂事的我用手中不洁的玩具鼓弄案板上的面团，奶奶一个嘴巴打将过来，呵斥我不要再如此祸害食物，就像我亵渎了什么似得。

多年后，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才了解到，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那是对来之不易美好食物（生活）的维护。

虽然没有饥饿的记忆，但那一巴掌已经完全感受到祖辈对荒谬年代引发饥饿苦难的共感。

这也唤起了儿时老人们在饭桌前提醒我吃干净碗中饭食的那声声叨念。

切身的记忆也能够让我想象出当年小彩云的那一份饥饿记忆。

这也是那荒谬年代传达给我的感知底色。

在《村戏》放映后的多次对谈中，郑大圣导演多次提到那个年代给自己的色彩记忆——红与绿，在影片的关键前史部分这两种颜色也作为强烈的视觉标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的标语和旗帜让整个村庄的人们做着疯狂的行为形态，不顾及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生理需求，绿色军装也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大战降临的紧张备战之中。

人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要以红绿两种颜色来衡量，人而非人的年代，一个悲剧会诱发另一个悲剧，错手的父亲不希望小彩云再回人间，用炉灰抹黑了小彩云的脸，不再让她“转世”回人，但小彩云还是唱着《万泉河水》回来了，成为了唯一能和“奎叔”交流的人。

父亲与树满树满亲眼看到父亲失手害死了小彩云，而后被树立为荒谬年代的典型，在那如“癫狂村戏”的表功大会上，树满手拖土枪来到大队部，当他要为彩云报仇的时候，被一个战士一把搂住夺去了土枪，整个过程以超低视角镜头跟拍完成，象征着荒谬年代，大队部压抑着树满的复仇本能，也压抑着全村人的本性和本能。

而在影片开端，青年树满进入大队部时参加“分地”讨论时，以一个大全景的广角镜头呈现，广角镜头不断上摇，天空对折一般的压将下来，也显示着即使时代变了，压抑、异化人性的力量依旧存在。

被树立典型的父亲，为了活下去，不断自我灌输荒谬的战备思想，导致最后的精神奔溃，少年树满俯看临将崩溃的父亲，父亲残存的那一丝人性，突然把手中的机关枪举给树满，这也也许是作为父亲崩溃前最后的一丝良知。

父亲也知道，没有这一枪父子间是根本无法在沟通的。

但这一枪却迟到了十年，为了不让父亲闹事，树满挺身而出挡在了父亲的土枪前，父亲如十年前一样，把枪递给了树满，枪口提高一寸，差点打“醒”了父亲。

支书、老鹤与奎叔在荒谬年代，因为奎叔树立的护粮典型，争取到了后来全村的口粮，支书非常明白是牺牲了奎叔救了全村人。

虽然年代过去了，但他全片的对白和行为中，能让观众感受他一直有愧于奎叔一家，所以像利用这次“包产到户”补偿奎叔一家。

而当年树立奎叔典型的另一个怂恿者老鹤，却看到这次“包产到户”的分地机会，对“九亩半”心生觊觎，但家中又无壮劳力，所以唆使志刚以小芬为诱饵当自己的先锋，来向支书“要地”，在影片中段分地名单公布后，村民再次因分地不公争论时，叫嚣最厉害的是志刚，但镜头缓缓左移，志刚等一袭村民渐渐虚焦，老鹤逐渐清晰入画，此刻观众就明白支书想拿“九亩半”补偿奎叔一家最大的敌人是老鹤。

因为树满对奎叔的那一枪，以及小芬对奎叔互换，奎叔对于荒谬年代的疯狂影响渐渐的厘清，逐渐清醒的奎叔对老鹤占“九亩半”愈加不利，之前用排戏和支书讨价还价已经毫无意义，随即就利用奎叔擅演“钟馗捉鬼”的戏码，借以给奎叔排戏治病为借口，拍了一出“钟馗捉鬼，反被鬼捉”的大戏，这也是整个影片真正的一出“村戏”。

而奎叔也被老鹤一句话打成回了“奎疯子”，老鹤也就成为全片中真正的“鬼”。

不变的“村戏”

如果在荒谬年代为了全村的口粮，支书和老鹤为首“精神谋杀”了奎叔，是因为反苏修备战的政治环境导致人性异化，算是有根可原。

那荒谬过后，再度为了土地的一己私利，泯灭人性，再度“谋杀”了奎叔，因为他是获得“九亩半”的障碍，让一个即将从荒谬年代的疯狂中消散，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次戳破他泯灭人性的疯狂爆点，让他的生命永远处于癫狂非人的煎熬之中。

在这片土地上，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无论是荒谬年代还是今天，这类故事在无数次的搬演，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的让人无视。

也许大家都会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但《村戏》这部电影恰恰超出了那个特殊的荒谬年代来讲述人性的故事。

村民们也不自知的，为了土地再度“谋杀”了奎叔，只有回来的彩云“小芬”守护天使般的继续与奎叔随行，一枪差点“打醒”奎叔的树满，也要为将来考虑，只能隔着车窗映照着父亲渐行渐远。

每个村民都无能为力，却又都成为了共谋者，在这不断剧烈变奏的当下，相信还会有无数的“奎叔”被三度、四度的“谋杀”或谋杀。

这也许就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了干系，但也许会不自知，但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造就了这个当下，那么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正所生活的当下，从修正自己开始，略微的修正自己，就是在修正所处的环境，也许就会让这亘古不变的“村戏”慢慢谢幕。

--THE END--

当我们谈论《村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______人的孤独感中会有一种体现，当你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无论电影文学或者任何艺术形式）后，本能的产生和创作者认识、交谈的冲动，比如《给青年诗人的信》就是如此产生的，我这种感受最近一次出现是在看新浪潮老祖母的《脸庞，村庄》，为一种富有艺术创造力的生活吸纳，而在生活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创作者，是年前采访《村戏》的导演郑大圣。

我们约在电影院楼下大厅的咖啡店，那天是《村戏》在上海的一场特别放映，导演穿了一件墨水蓝的“军棉袄”，脚上是运动鞋肩背着双肩包，很大的个子，初见第一眼就给了我一种混合凝神的气息，像突然在玲琅明亮的都市环境里走进了一位前现代青年，但他的神情和气质又携带着刚从西方而来的仆仆风尘。

1968年生人的郑导，像真正的青年。

他的精气神儿带着前现代的明朗和健康，他的言谈里有一套优雅的东方古典体系，但他的电影逻辑和构成又完全是西方“作者电影”的训练，这样的电影人被发现的时候，有种难以置信的惊叹：宝藏居然就在家门口？

他的人和电影一样，当你看到《村戏》就会十分确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它很奇特，但凡看过的人都从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忍不住生疑，疑惑这种带着民族力量感的电影怎么会突然冒出来在这个时代。

但它又让你“叫好”，它不是一种好莱坞式为人类某种打通的共情谋反或者解气，也不是国产电影的机灵和慰藉，它是一部被评价为“鲁迅式”的电影，但又因为这种“确定的好”让跨时代、跨年纪、甚至跨文化的观众，都接住了这颗电影“核弹”。

一开始因为黑白影像和题材的原因让我想起来姜文的《鬼子来了》，整体看完以后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它谁也不是，这是一部完完整整的无法复制的作品。

礼物一般的演员和置景，大导的手法和调度，一般作品能把道具营造出来时代感已经不错了，而这一部，连同电影里的人都全部做旧，简直穿越到了上世纪特殊时代的门口，用旁观的眼睛看着历史以前。

甚至十分奇特的是，这电影里用着民间剧团的非职业电影演员，在一个混沌的北方农村里，聚集了天然的一团“真气”，他们成了《村戏》密不可分的形成，彷佛这电影如果换成职业演员就出不来它该有的味儿了，这种直接的猛劲儿是谁遇见了都要愣愣的几秒，对我们所处的空间现实产生一些疑问。

和郑导的这场谈话当然围绕《村戏》而来，它在一定层面上终于给了我们一个解密，一部“佳作天成”的电影是如何诞生的，讲民间剧团像礼物一般从天而降，讲对独立电影的行业思考，讲电影世家的双职工家庭和学习电影的青年时代，讲电影是一种呈现和对“人”的在乎。

1.电影是一个呈现走走：我觉得您的电影属于给大家添堵的，看完以后大家心里面会觉得很堵。

郑导：（笑）那你说说，越直觉越好。

走走：比如说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在整部电影的尾声，大戏终结，疯子父亲看着棺材里的小女儿，封印的时候说的一句“可别回来了”。

其实电影从“钟馗打鬼”那里开始，从头到尾的伏笔都讲清楚了，也从那儿开始那种彻底的大悲伤在心里升腾出来，这句台词之后画面里也是大雪，看的人也觉得人间下了一场大雪。

郑导：“别回来了”，这句话和制片人（朱斌老师）也商量了很久，冒着很大的压力留下来了，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走走：讨论这个台词，所谓的压力是什么？

郑导：因为这个地方让人不愉快（停顿），其实……岂止是不愉快。

走走：但是您的电影都是如此，都不是愉快的，比如《天津闲人》郑导：对，貌似一个杂耍的、嬉闹的故事。

走走：在您的电影里我看不出来您的表达欲，很多电影我们都能在电影里寻找到信息，我们能通过二次解构的方式去了解到导演想表达什么，但是您的电影里似乎很难找到这种信息，您是藏的很后面那种，所以整个电影很完整，就把整个世界“哐当”放在我们的面前，把观众拉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时代、语境，然后这个时代还距离我们本身不远。

郑导：电影是一个呈现，不是说表，我只能按照我觉得、我以为的好电影的样子去试着做自己要做的，对我来说好的电影是感受，而不是被告知的，甚至不是可以拆解讨论的，得感受。

2.情状：必须把它拍出来，哪怕存着都行走走：《村戏》有种无法解构，无法告知的好。

是我们在当代电影里少有的一种电影体验，许多看过的观众给的都是一个结果，说它很牛逼，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有强烈的观影隔离，像您这样的电影人又很小众，而现在电影的审美生态又是很割裂的现实，那您拍《村戏》想把它放在哪儿呢？

郑导：说实话，拍的时候没想过这些。

只是我觉得特别想拍，而且必须把它拍出来，所以一旦得到一个很幸运的资金支持，就一定要拍。

我们做了一年半的剧本，竟然能够在现在这样一个商业浪潮汹涌的环境里，还能得到支持拍这样一个电影，我觉得我必须把它拍出来，哪怕拍出来把它存着都行，但是我必须把它拍出来。

我也没想过拍给什么样的观众看，我觉得顾不上。

更没有去想这个片子是什么类型，什么款，它很难被归类，但是我特别想把它拍出来，想把那个‘情境’拍出来，倒不是说我要拍的是1980年代初？

1970年代中？

倒不是针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故事或者对我而言，七八十年代它其实是块舞台幕布，重要的是前头这些人的“情状”，我们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奇绝诡异都没有，就是一些“情状”，但是必须把它拍出来，拍出来先存着都行。

走走：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吗？

郑导：它是很简单的，白描的，短篇小说集，叫《贾大山精品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写的很白描，一个一个人物，不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故事，是人物速写，很快就看完了，很清淡，也不觉得它特别要说什么，但是隔一两天再隔几天你老会想起它。

你再看一遍，也没有看出特别要表述的，但是越看，越反复读你会觉得它里头含着很大内部空间，一个很短的短篇小说能做到表面上什么都没说，而实际上说了很多或者什么都说了，当然对于书写是不容易的，对于这样几篇文字变成一部电影更难了，但是想试试，就这么开始了。

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情状”很有意思，想象着我们来看那个“情状”，七十年代中到到八十年代初，是一块舞台幕布，幕布拉开，“情状”是前头的人，他们的种种的表现和行为，这个有意思。

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排练的过程。

3.“村戏”为何缺席走走：观众会问，这个电影排了那么久的戏最后也没演。

郑导：这是一个典型的提问，我们只在声轨上让他上场了，《打金枝》那场戏是一个很彷徨的很热闹的开场曲，我们在声音上比较写意的让它在视线以外演了一场。

因为对我来说他们在排的那出戏，怎么在上台演出的不重要，他们本身是台戏。

筹备的时候朱老师（制片人朱斌）也反复的问我，你真的想好了不让他们演出来？

我说对，其实我们那帮演员都是乡村的戏曲演员，他们是真的能演戏，《打金枝》是他们那个剧团的拿手戏，然后他们在各地的村子里去唱戏巡演，一台戏唱两天，五天十场日夜两场，《打金枝》是被点的很多的戏，中国老百姓爱看《打金枝》，热闹嘛，而且它其实是每个家庭发生的家庭伦理感情剧，但是因为是一个忠心名将挂在一个第一家庭上，所以这个家庭伦理感情剧就变成了一个大剧，就有了传奇性。

骨子里其实是家庭伦理剧，所以不需要把它拍出来。

4.观众走走：《村戏》是不是您所有的戏里和观众直接见面最多的。

郑导：我的片子里，《村戏》是我的电影里最正常的，该有什么流程就走什么流程，该下什么功夫就下什么功夫。

走走：“正常”是说电影内容还是说电影后续的步骤郑导：是包括前期，从剧本准备开始，我们不一样的版本做了八稿，整个剧本做了12稿，编剧文字本做出来我改了一遍，拍摄前又改成了一个拍摄的版本，这是剧作的过程，然后筹备，也是按照一个标准来做筹备，拍也是，该花多少时间多少功夫，该做哪些改造就做，不光是景和服装，包括人，也得“做旧”，陈设，景，最重要的是人啊，不能拉过来就演，包括大家在说的电影里‘种花生’，我们也要真的去种。

5.把“人”集体做旧走走：“人”是怎么做旧的？

我们知道人身上那种时代感是很难去的，您怎么做到的？

郑导：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开拍前一个月吧，我们就让大家住进村里，每天让他们穿着我们片子里的戏服，过集体生活，服装除了贴身内衣以外都不许穿自己的衣服，从夹袄毛衣到棉袄裤子鞋帽子手套，都按照我们戏里面的要求发衣服，按角色的特性发衣服，这是一个‘自然做旧’的过程，而且鼓励大家不用洗脸，因为那个不是化妆能做到的。

这些对我们的演员不是问题，他们常年风餐露宿，比我们适应，他们住的那个村子，那个场景好多人在那都有亲戚，他在家门口演戏，我们的主场景就是片子里的“老鹤”带我们找到的，他生长的老家，他自己演戏的院子就和他小时候生长的院子，一门之隔。

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演“老鹤”的家，他候场出门一拐，就进了他小时候的院子，所以我们每个村庄都有演员自己的亲戚故旧。

对于演员来讲，他们这个剧团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一年演500场以上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十一二岁各自在穷苦的村里就被抽出来，到县里学戏，谁挑的他们呢，就是我们戏里演支书的那个演员当年去挑的他们，也是他们教戏的老师之一，也是这个剧团的编导，所以他们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像我们的男主角疯子，和里面的精明的路老鹤，他们从小是光着屁股睡一个炕长大的师兄弟，他们俩都是学丑角的，疯子媳妇儿那个演员是他们同门师妹，是刀马旦，我们的三个村干部是这个剧团的副团长，完全贴合戏里的角色身份。

走走：怎么找着的？

郑导：撞上的。

这是礼物。

都说他们是我们从土里刨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我和制片人的感受是，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之前我们在整个河北境内看了八个不一样的剧团，都不是省市级的，我们知道得找县以下的，因为想更基层，这样不脱离农村生活，县以上的剧团都拿着国家的补助款，我们去看过呀，白白胖胖的怎么能出来那个时代匮乏贫困的一种气质，都是开着小车那种，因为它有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一年200来场就过的不错，我们这个剧团它演500场以下吃不上饭，家里还扶老携幼呢，所以他们没有脱离乡村生活，农忙的时候还要告假回家收庄稼，农忙也没有人请唱戏，都是农闲的时候，大伙闲了，才会想看戏。

我们拍到的两个台在电影里看到了，电影里的戏台是明朝时候修建的，后来毁了修毁了修，现在看到的是清朝的遗存，那个台底下有个洞，那个洞三个用处：雨季山洪暴发是泄洪的，平常是走羊的，第三个用处是古代建筑智慧，戏台子底下一定是一个镂空的过道，或者埋了一口缸，其实是一个共鸣箱，声场，所以在台上没有麦，大家还能听清楚，因为有天然的扬声作用。

他们常年在村镇演出，民间剧团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原本以为要在这个剧团挑出来几个演员再去别的剧团找，拼一个阵容，没想到最后一窝端，这就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工作和开支，因为省去了我们相处混熟的过程，整部电影里除了三个小孩儿是在县高中找的，其他都是这个剧团的演员，小芬儿那个演员她那个村距离拍摄地也不远。

6.非职业演员没有技巧没有保留的能量 走走：怎么引导的非职业演员？

郑导：他们是很天然的好，找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会，凭直觉和观察觉得他们有这种可能性，从眉眼表情，你能觉得她的性情是什么，先期焕发的时候，小芬儿在一点点的打开，但她和树满之间有障碍，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两个男孩子之间做小品没有问题，但是小芬儿和树满之间谈恋爱就有问题，她们有障碍，因为不是专业演员，所以人有本身的防御机制。

后来就不断启发，排练，小芬和树满在开拍之前才刚刚打开自我，但是非职业演员要是打开了，她给的能量非常巨大，我们的职业演员有技巧，很好使，但在这个片子里要的是能量，不是技巧，而非职业演员没有技巧，一旦能给的，就是能量，那股真劲儿，是不可取代的能量。

我们制片人一直记得有场戏，支书给小芬儿出主意，小芬儿特别高兴说“我咋没想到”然后开心笑起来那个情绪，我们拍了七遍，现场都觉得不可思议，她的那个笑声，不是技巧保障的稳定，而是每条都是饱满的，是活的，同时居然还能稳定，有的人一遍都笑不出来，这种能量打开后，天性的健康、明亮，她的能量满满，她没有技巧，没有保留。

走走：小芬儿这个角色就是那种天然善意：实心实意的对你，你的爹就是我的爹。

郑导：这种感情在乡间是一种自然的发生，是一种油然而生，不用教，她自动运行，而且她天性明朗、健康、善良，所以她原生能量真是一种洪荒之力，鲜活、跳动，只有真气才能让你觉得怎么来都是对的。

还有一场是疯子剪头发之后的大特写，我们的精神病专科顾问告诉我们正常人思考一般的反应是眼神看右上角，精神分裂症的筋和劲儿跟正常人是拧着的，所以他看的是左上角。

那场戏是让他（疯子）直直看着镜头，没有任何的“对象”，这么放松又这么丰富内心的去看着一个不是人眼睛的眼睛（镜头），他有的是天然的信念感，天然的对当众表演不孤独不抵触不抗拒不恐惧，而且还能够同时在现在进行时运用极为丰富的内心，所有的内心世界得是充满的、细腻的、得是瞬息万变的，才能够面对一个冰冷的镜头有这样的表演。

就拍了两遍，其实他是一步到位，第二遍表演还是这样好，但是我用了第一遍，哪怕有一秒因为冰的原因（摄像滑了一下）失焦，但我觉得更即兴，那是一个神经病的眼睛看到了“心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眼睛，他的眼睛和脑子的反应是，小女孩儿？

我的女儿？

他的女儿？

谁的女儿？

她是谁我是谁？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同时发生，而演员还是看着冷冰冰的镜头，谁看过这样的眼睛！

走走：所以说您的电影都是给人添堵就是在这儿，太直接了太生猛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直给，所以大家用这样的视角来看，肯定会“不愉快”，岂止是不愉快。

7.所谓的“独立电影”走走：说说独立电影吧，（您觉得）到底是什么独立电影郑导：咱们这说的独立电影和作为一个翻译词汇的独立电影不尽相同，也不能相同，因为这个舶来的翻译名词，一般指的是非制片体系，非大资本投注的，相对来讲是大制片公司体系之外的，但是那个组织那个体制指的是资本主义金融系统，资本主义大制片场制度，明星制度，好莱坞系统。

但是中国所谓的“独立电影”，肯定不尽相同，我们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处境，所以首先我觉得呢，对于独立电影独立制作，作为一个电影史上的名词，和它相对的制片厂体系，以好莱坞八大公司为代表的制片厂体系在全球其实已经崩解了，它不再是，早就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制片厂制度，早就不是这个概念了，那是电影史概念了，这是一层借用；还有一层是，国家处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拿西方电影史上的古典概念完全类比，它不一样的。

走走：那我们来谈谈大家要给您独立电影的这个标签。

郑导：标签嘛，各种标签，这都不重要，在中国而言，我们环境下的独立电影不是完全反体制的，也不等于就是体制之外的，我们电影也有龙标，我们电影的第一家投资是上影，还是国企，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说到底还是王国维这句话。

8.人设标签走走：您是怎么保留下来的这种文化场域的特色，比如《天津闲人》、《古玩》、《村戏》，它只能是我们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和出现的人。

郑导：你说《天津闲人》啊，其实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苏州、成都这些地方都会有这样一个人群，只有城市会滋生出一种，类似于五花肉当中细细的有一层，油腻而不游离的一个人群，它也不叫流氓，也不是二流子，也不是一个身有一技家有房产的这么一个市民，你不知道他怎么混的，有的时候挺滋润，有的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

走走：您电影里总是出现那种我们说不准的那类人，那个味儿特别地道，如何形成的？

你对一个情状也好，一个人物也好，你看见以后三四句话说不清楚，七八句也未必说得准，你恨不得打个比方，或者你要说一个事例才能说这个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一个乏味的人俩仨字都完了，越说不清的人越有故事的潜力吧。

真正有意思的人，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人设标签，比如霸道总裁四个字就完了，人设不是人物形象塑造，这是两码事，给你贴一个你就是，就完事了，没什么可看，中二，贴一个你就是了。

9.关心“他者”走走：这种捕捉能力和您的经历有关吗？

郑导：不知道，但我觉得任何电影，只要是描绘人的电影而不是只说自己的电影，只要是关心“人”在乎“人”的电影，或者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在这一条上是一致的，这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得描绘“人”，首先因为你关心人你才描绘人，它会给你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不是一个高要求，只有那些个只关心自己的创作，就不用观察角色，只需要这些角色去执行就好了，去替作者演不同的分身。

走走：对，有些电影里的角色感觉在给导演本人打工。

郑导：这是另外一种呈现，不是没有好作品的，王家卫导演电影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角色哪个不是他，统统是他，这帮大明星在帮王家卫导演演他所有的分身，我们看着也很好，这本身没有是和不，但对我们这个片子来说，“人”是很重要的，“别人”是很重要的。

10.电影世家：普通的双职工家庭走走：大家知道您的背景是电影世家，外祖父是戏剧家（黄佐临），母亲是第四代导演（黄蜀芹女士），您的家人是我们学习时候见过甚至背诵过的知识点，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家“也是一个名词放在这里，很不具体，您和普通家庭的小孩长大有什么不一样呀到底？

（郑导：没什么区别，我们家就是双职工，我和朱老师是同期大学毕业进的上海电影制片厂，90年大学毕业，91年进的制片厂，那时候你还没出生，我们都开始下摄制组了，就你出生那一年我们都开始正经在组里有营生了，我在做助理，你朱老师当时做剧务，发盒饭打扫什么的。

电影厂就是一个工厂，我就是工厂子弟，虽然说是Studio,但其实是Film Factory，我爸妈都在这个工厂里做工，这个工厂只是它的车间叫摄影棚，还有道具车间，置景车间，就是不同的工种，我的父母外祖父姨妈叔父都在这个制造业，我们家春节的时候吃饭，饭桌上基本这个制造业的每一个工种都有了。

走走：那您是不是特小的时候就觉得以后自己长大了就要进入这个制造业？

郑导：没有，很偶然的。

我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想的是建筑系或者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后来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一个发小，突然来找我说上海戏剧学院招生，考上就不用背书了，我也没跟家里说，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俩都考上了，考上了我们就不用再读书了呀！

既然发了录取通知书，我们提前两个月就解放了等于，不像朱老师，吭吭哧哧（朱老师）一步一步考到交大（上海交通大学）做的制片人。

11.青年时代：作者电影养成郑导：但大学四年都是懵的，也很认真，但其实没开窍，不知道怎么学电影，就每天看，或者跟老师同学聊，这都是隔着的，直到我后来去读研究生，忽然就开了一个门，因为美国的训练就是什么都要上手，没有导演系，是从一上来就不教你“演导演”，他只有一个专业就叫电影制作，拍摄、举话题、剪辑、混录，黑白胶片都是自己洗，温度计、药水，像化学实验室一样。

我念的学校是做实验电影的纯艺术院校，它极端反工业体系，好莱坞在这一端，我们就在另外一端，我们和南加大完全是两极，越是这样的先锋电影、实验电影，就越讲究是“一个人的电影”，严格意义上的作者电影，你的摄影机不在摄影师的手里，必须在你的手里，你的剪接台不在你的剪辑师手里，必须在你的手里，什么都要自己做，我基本上从补习物理、化学、光学开始研究生课程，包括在暗带里练习把摄影机拆了组装。

电影技术那个训练是这样：右手操作快门，左手操作，三个指头管三个东西，焦点、光圈、另外一个换镜头，所以左手和腿加起来是整个摄影组助理。

美国人要求你这样，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深切的体会什么是“两次曝光”什么叫“一个感光乳剂和另一个感光乳剂产生光化反应”，形成新的影像，它不允许你用便捷的，灵巧的捷径。

走走：这和我们学开车一个道理，我们从手动挡开始学一个道理，或者小时候徐钢琴一样，让你形成生理感官体悟。

郑导：对，所以它非常好的就是让你从根儿上能去体会，电影是怎么回事儿。

从技术到创意表达，你不上手永远无法‘体会’。

走走：数字化时代了你们这个专业怎么办？

（在一旁听的朱老师忍不住加入讨论）郑导：media换了，但是理念还是如此，我们有一个基本专业训练非常好，叫做“one take film”， 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开关机，但是不能剪接，你拍出来的就是叙事，你开关机就是剪辑节点，它完全训练你在这个过程里对叙事节奏、时间的体悟。

电影是这样的，因为技术永远会更新，可是理念还是如此。

走走：所以洪尚秀也是你们学校训练出来的那一套，他的电影看起来就是开了机就拍，镜头直接推拉摇移的，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拍电影挺简单一样。

但是它的叙事完全是整体性的连贯，理念上就是非常古典那一套。

郑导：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有严格的作者电影，最严苛意义上的摄影师是导演手里的自来水笔，没有摄制组。

走走：既然过审也拿到了龙标，为什么不直接上映。

郑导：我们想通过大象点映这种方式找到适合这个电影的观众。

走走：您觉得什么样的观众是适合的观众？

郑导：对电影有好奇心的，对现实处境有问号，对电影有要求的，我要求看不一样的电影。

看完《村戏》之后，我这个习惯解构、防备、重组电影的人，感到了作为一个无暇分析的观众的脆弱，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爆裂在你面前，铺天盖地的冲击，而又因它来自真实的、在地的社会现实，它充满了能量。

这种能量是生成性的，它会在我们观影之后成为一个久久思索的命题。

《村戏》让我们这代年轻观众对电影有了新的认知，在所谓的“独立”、“美学”、“技术革新”大行其道的当下，将电影的每一个要素和作为电影的本质赤诚得融入创作，对外在世界谦逊，对他者注视而不介入，这才有了我们在电影落幕时听到《打金枝》热闹开场之时，那一刹那间侵袭过来的时间无常的荒凉。

首发于公号：就是个人意见

看到奎疯子被捉走，对着女儿的棺材说"投胎……别回来了"，我竟然落泪了。

艺术来自于民间阿，有些东西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每一个"小动作"就是全部的表达。

整部电影可以用尤内斯库的一句话来说“悲剧性的闹剧”，每个人物都很丰满，王支书，奎疯子，路老鹤，路小芬，桂满，桂满娘……集体主义盛行的村庄(过年时我爸还教育我要为社会无私奉献OZ)，孩子死了没有悲伤的权利，却被集体推崇为学习的榜样，剧中的"钟馗打鬼"真的是照见最黑暗的人性。

牛逼的镜头语言，榨花生那段蒙太奇表现太惊艳了，唯一不足的后半段不停闪回，黑白画面的红绿，着实跳戏！！！

分地，疯子，村戏三条线略感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