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白日之下》观后感说实在的，不感动，也有点无聊。

虽然设置女主角挺好，但未免也太舔老男人了。

我真的不明白，女主的妈妈有什么义务要去照管另一个男人的父亲，女主又为什么对这么个老男人一往情深，还有脸因此对妈妈发脾气？

那个水哥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从他女儿的控诉里就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了，他孙女却还要对他念念不忘？

为什么一定要描绘这些莫名对老男人亲近的年轻女性？

为什么要她们会不顾她们女性长辈的痛苦？

她们的奶奶外婆呢？

为什么不可以描绘真正的女性亲缘关系？

就好像电影描绘老年男性的苦难时是牠们失去了尊严，对女性苦难的描绘还是千篇一律的性侵，而且还是对年轻女孩的性侵，难道福利院里没有中老年的女性吗？

难道她们不会受到别的伤害吗？

还是说本身她们活着就是在不断受到压迫和侵害？

即便是性侵难道她们不会受到性侵吗？

女孩的亲属是妈妈，死掉的男孩的亲属还是妈妈，她们的父亲呢？

都不见了。

为什么中老年女性的形象永远都是母亲母亲母亲？

要么就是妻子？

看到老男人光着身子冲澡的时候，我没有多少震撼，只是感到恶心，甚至觉得护工愿意给他们洗澡真的都已经很仁至义尽了。

反正女护工虐待的也都是男的，我完全不能共情。

还有那个自杀的女孩的朋友，连人家真正受到伤害的女孩都没有自杀，他倒好，我还以为他咬断绳子是要去救女孩，结果却是自杀，为什么要在一个女孩遭受磨难的时候去刻画一个男性形象？

这不是一种对于女性苦难的转移吗？

他纯粹是自己承受能力太差才自杀的，早不自杀晚不自杀，搞得好像还和女孩感同身受一样，他根本不配。

女主角的上司是男人，受采访的有一定地位的还是男人，法官是男人，连女孩性侵官司的律师也还是男人？

男人怎么可能对女性受害者共情？

当然可以轻飘飘地撤案还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事以前不断发生以后也会不断发生的话了。

归根结底，福利机构都只是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级固化的男权社会打补丁，还会不断遭受男权社会的侵染，对于一个本身就破破烂烂的东西当然一切都会是无用功。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推翻男权社会，由女性掌权，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共产和平等，男人是做不到的。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

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

《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

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

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

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

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

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

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

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

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

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

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

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

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

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

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

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

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

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

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

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

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

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

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传媒题材的电影，又是年轻记者作主角，通常是英雄主义拍法，不外乎良心媒体人矢志不渝坚守信念，劳心劳力对抗险阻，痛击罪恶和权贵，令正义得以伸张。

但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书反英雄的悲情无奈。

想看爽片，请绕道而行。

余香凝所饰的记者，坚定勤奋干练，由衷关怀身障人士，一腔热血卧底查案，对上司的犬儒观点嗤之以鼻，个性棱角分明，正义感旺盛，完全符合传统商业片中理想主义记者的模板。

她卧底残疾院舍，发现虐待病人痕迹，调查取证掘出触目惊心的真相。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往商业道路靠的机会，接下来不外乎对抗阻力，甚至遭遇危险，取得定罪证据将人渣送入牢房。

但本片却不遵循此走向，她的一切努力不断撞墙，堕入黑暗。

她苦心积虑不断受挫，终将恶人送上法庭，控方却撤诉了事。

是恶势力只手遮天？

律师向她解释原因，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女孩精神病症，以及秉持一罪不二审，以图将来再有机会控告。

这两条有理有据，跟她心中口中的“保护女孩，惩治罪犯”的诉求全无冲突，高度一致。

因此对撤诉的合理性，她理性上心知肚明，半个字也无法反驳，感性上依旧怨愤难平，只好继续输出情绪。

那场戏令人心酸，乍看是一个外行对内行的无理取闹，其实是她不得不接受世道艰难理想难申后的发泄。

律师也看出这一点，语气平静，眼里对她只有同情。

与此同时，调查中她更不得不面对，林保怡所饰的院长尽管多次性侵残障，道德沦丧，却也相对有能力和意愿照顾这群人。

而剥夺院友尊严的洗浴和虐待等行为背后，更有复杂难解的源头成因。

双方对质时院长作义正词严状疾呼：你这种健全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感受！

她也无言以对。

她与母亲的争执，关于晚年阿爷缺乏照顾而孤寂自尽，也提醒她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想当然——平日前往院舍探望和关怀，冬至去超市买食物陪他们过节，固然体现她的慈善关爱之心，可假如要专职照护大群生活无法自理的人，日夜负责他们的吃喝撒拉，她能做到不将他们当包袱，始终这样细致耐心吗？

恐怕也骗不了自己。

于是她也能理解母亲的苦衷。

甚至唯一一点起色，在媒体压力下院舍关门大吉，也并未提供心理安慰，反而让她在雨中被亲属谩骂，陷入更深的自责。

这些身障者暴雨之日被扫地出门，无处可归，势必遭受亲属更敷衍或恶劣的对待，那么她的一番努力，究竟是为他们讨得了一些公道，争取到了一些改善，还是起了反效果，把他们推向更绝望的处境呢？

要不是有姜大卫所饰的老人几句宽慰，恐怕她真的要理想动摇，信念崩塌了。

回头看，那个把“新闻改变不了什么”挂在嘴上的上司，反而是看透世情的代言人。

在热血商业片里，这样的角色多半使人嗤之以鼻，而且一定会遭打脸，可这里他的言论至少反映了大部分事实。

看这样的电影，自然难以得到反派伏诛、正义昭彰的情绪满足。

但电影也是媒介载体，表现阴暗角落，不生造什么奇迹之光去照亮，同样是一种传媒的责任体现。

既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媒体故事当然也可以不只有一种拍法。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

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

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

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

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

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

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

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

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

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

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

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

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

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

比如：“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

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

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

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

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

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

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

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

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

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

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

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

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

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

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

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

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

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

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

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

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

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

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

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

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

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

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

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

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电影的视角跟随卧底残疾院舍的调查记者展开，前半部在院舍内转来转去深入调查寻找证据，还不乏与报社上司因料不够猛还不能报道而争吵，故事正在徐徐推进之时，影片中段突然出现一个转折，即露天冲凉被曝光，卧底调查线随之终结。

这场戏严重缺乏铺垫，此前能算得上铺垫的，是片中最坏最刻板的老护工命令刚刚来上班后来反水的新护工捆绑老人到座椅上的戏，而这场戏完全是无头无尾的上帝视角，女主是何时如何得知院舍有露天冲凉的情况的，得知之后是什么反应，何时安排要在天台偷拍冲凉，皆毫无交代，突然就开始了这场重头戏，明明前半部一直就在拍她调查院舍各种恶行，而与调查出的最大王炸相关的过程反倒毫无展现了，莫名省略。

再看这场戏如何安排的，女主前一晚突然骗年轻同事陪自己买夜宵到院舍分餐，此前铺垫的备用钥匙也用在了这里，与老人们一番欢聚后原地睡倒，早上还差点睡过头险些被发现，醒来急匆匆跑到楼顶去偷拍，很明显这一段就是照拍《飞越疯人院》最后的重头戏。

然而《飞越疯人院》正是同样的剧情而且真的睡过头被护工发现，导致接下来最大的冲突和悲剧，直至高潮一气呵成，而本片或模仿或致敬强行加了一样的戏插在偷拍前夜，但结果又没被发现，那你放这一场戏干什么？

谁家卧底调查记者会在最重要的偷拍前夜大张旗鼓把全院人摇醒开个聚餐大会？

偷拍这场戏不铺垫其实从导演的角度也好理解，不就是想让观众毫无准备一眼见到露天冲凉的场面惊讶一番，可惜被前面无关联无逻辑的加戏全毁，我还在想会不会有老人昨晚刚被半夜摇醒今早又被拉起来冲凉，受不了折腾了于是向院舍告发女主，直接就出戏了还怎么欣赏你的MV。

而楼顶偷拍取证这种事，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年轻记者一个人拍摄不就好了，女主身为调查卧底根本不需要也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同行，留在院舍内可以为同事掩护，也完全可以保留身份继续卧底观察院舍反应收集更多的证据。

且两个人直直地站着躲也不躲一下，看得我满头是汗，甚至最后专门给出一个来自洗澡平台视角的仰视镜头，以示两个人影站在那里举着相机有多显眼一抬头就能看到，以为这下终于是要说二人太粗心被发现了吧，或许要有一场围追堵截甚至功亏一篑，结果只是又一展现记者很蠢而护工更蠢的废笔。

院舍恶行已被曝光上报，女主卧底身份也已自曝，而影片还剩下一半，本以为后半段会是围绕庭审以触及更上层的根源性问题，记者在其中负责指证和追问，也是这类题材的惯常结构，毕竟海报上就是余香凝和出场尚少的林保怡的对峙，然而后半段另起炉灶突兀一转，讲起了并非有必然联系的性侵案，而且性侵案与前面的各种恶行明明是平行关系，竟然在女主已经自曝后转回去开上帝视角讲述，无论是叙事的时间上还是视角上都莫名其妙。

性侵案本身拍的又有多刻意，十几年的老性侵犯，装傻卖同情几次都逃脱的老手，打造了一个当成自己家的宝贝残疾院舍十几年精心布局，结果愣是不知道装一个全封闭办公室。

记得前面还说3个护工管几十个病人，空间极小人来人往，屡次强调人手有多紧张，环境条件令人发指，结果到了性侵这一场戏，就在院舍入口处，直直的走廊尽头磨砂玻璃后面明目张党地犯案，全舍院友一齐消失。

而唯二目睹性侵的是谁呢？

巧了，正是与被性侵者关系最好但毫无阻挡之力的自闭症病患，以及女主找上的不会用手机的假爷爷，前者又巧了因此自杀成了另一件大案，后者超高难度一边自己推着轮椅一边躲在走廊尽头一边用自己不会用的手机录下了唯一证据，这一反转只更强调出老性侵犯就站在磨砂玻璃门口旁若无人犯案之设计的生硬，编排不能再刻意了，都夸林保怡演得好，但他演的越精明越算计，就越凸显剧情本身的愚蠢失败以及和人物塑造本身的割裂。

前半段老人被虐待被露天冲凉，是香港老龄化严重政府拨款不力等造成残疾院舍人手不足的系统性问题，而后半段的性侵，是院长个人变态的问题，并非有必然联系的两件事被捆绑在一部电影里，非常撕裂地分成前后段讲。

前半段是人满为患造成的问题，而后半段正是没人管才有的问题，两件事不但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根本就是冲突的，用突兀的不合理的剧情安排把第一件事强制中断，转而去讲第二件，还越往后格局越小了。

性侵案尾声余香凝又回到院舍，姜大卫说你这段时间都跑哪去了，对啊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女主这个人设在自曝前不会和姜大卫交代一下告别一下吗？

简直跟冲凉案尾声的仰视镜头一样的自我吐槽，好像导演也知道自己很多地方安排的不合理，但是提示一下自己也知道不合理就能圆过去了。

事后搜了一下真实事件相关的资料：白日之下︱劇情角色介紹　結集多宗院舍非人對待真人真事轟動全港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95680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劇本故事亦參考多宗轟動一時的真人真事，包括2015年〈長者遭脫光露天等沖涼〉、2016〈院舍涉嫌虐待、長期綑綁、燒賣當正餐調查報道〉，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獲撤控〉、2016年〈康橋之家8個月內6名院友離奇死亡調查報道〉。

读完一下就明白创作思路及问题产生的原因了，电影就是要把这几件真实案件都拍出来凑成一部长片，却没有匹配的功力自然融合成一个故事，露天冲凉的“大虐待”与其他的一般性的“小虐待”一起放在前半段，但奇观性严重性不同做不到平行推进，于是只好把“小虐待”先拍完，最后拍严重的天台冲凉一锤定音，留下来剩下一半的时间再集中拍性质不同的性侵案。

就这样前后两部分极其撕裂就先不说，后半部除了性侵案还融了一个自闭症病患跳楼案，没错这也是个真实事件，原型确实是自闭症病患被虐待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导致的坠楼自杀，也确实是发生在同一家残疾院舍，然而这是与性侵案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独立新闻，而导演为了把真实事件放在一起拍出来，就自作聪明编了个剧情放在一起，一边正在被性侵着，另一边帮不上忙就跳楼了，这都哪儿跟哪儿？

观众到底要为被性侵的哭还是为跳楼的哭？

在我看来这就是消费真实事件，虽然分开拍才更能合适合理地表达对各自受害者的关怀，但强加在一起能增强戏剧性，能平行剪辑加强煽情能让观众哭，甚至为了煽情飘雪这种烂招都用上了，至于合理性就千万别细想了。

最尴尬的结尾，残疾院舍钉牌，院友全被赶出来，又巧了这时候必然瓢泼大雨，不是雪就是雨，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所有人为了显得无家可归之惨站在百日之下的洒水车前一动不动，没有伞吧就硬站着也不到屋檐下躲一下，坐在路中间就抱头痛哭。

这种场景要说有一部分院友不近人情怪罪女主也就算了，就为了捧高女主作为孤勇者不被刁民理解的高大神圣，全员群起围攻批判之。

很多人用这部来踩《不止不休》，正好《不知不休》最后一场戏也是记者要曝光但受害者不希望被曝光而产生的冲突，两部电影的高潮高度相似，《不知不休》这场当然也很有问题被人诟病，但也拍出来了患者之中有人愤怒有人理解的分化，这是最最基础的也合乎常理的吧，而《百日之下》拍的什么东西，让记者和院友完全站在了对立面，只顾拔高新闻业之重要与不易，然而对真正受害者的描绘又呈现了什么态度？

前半部有一段，姜大卫的室友偷跑参加孙女的婚礼，一场戏又是极度刻板典型的孤独老人冷血女儿善良孙女组合拳，这不就是小时候的给妈妈洗脚广告片的拍法吗？

第二天老人就坐化了，煽完情就丢的工具人，瞬间跳戏到了中国b级片教父的《我爱你！

》，简直一模一样，整部电影也是越看越像，凡是能搜罗到的悲惨真实新闻一箩筐堆砌在一起，事件段落衔接之粗糙生硬令人发指，怎么惨怎么来怎么巧怎么拍，能煽情能上价值就行，相比关怀更多见到的是对苦难的消费。

煽情比不上韩延，逻辑比不上王晶，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港片年度佳作，实在难堪。

看完之后真的是五味杂陈。

这是一部很勇敢很诚恳的影片，它直面了一些真实的问题，没避讳也没托辞。

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真实和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养老问题是社会支持系统失灵、公共资源匮乏导致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和家庭抛弃了他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但真实的生活就是复杂和暧昧的，所有的社会支持都是要耗费资源的。

责任推给政府，政府需要掏钱，钱从哪里来，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怨声载道了，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整个社会无人幸免，选择就是顾此失彼。

责任推给家庭，我非常理解照顾老人和残障人士是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尤其在现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每一方都陷在困境中，政府、家庭、养老机构和院友，无一幸免。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感触颇深，希望之灯渐次熄灭，未来一片晦暗不明。

还有一处我很感慨，当养老院被关闭的时候，院友们纷纷指责记者多事，为了流量或者揭露真相的冲动而不顾院友利益。

记者悔恨也好委屈也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但这里是将矛头指向了群众内部，而社会支持系统这个最应该参与他的一方却在讨论中隐身了。

记者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揭露社会问题，接下来就应该全社会来反思和探讨解决方案，当然这很困难，但如鲁迅所说，要做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强者。

影片还讲述了养老院长借职务便利性侵智障人士的事件。

现实中哪怕是正常女性控告性侵都步履维艰了，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一个神智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的智障人士。

有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一定会使用它，挥刀向更弱者，这已经屡见不鲜了。

最后，影片叙事上克制又动情，极具渲染力。

虽然节奏上略显割裂，但瑕不掩瑜。

本文应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之邀， 为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写下这篇影评，从社工的角度剖析香港的养老问题与破局之路。

2022年，我到在香港读社工研究生。

乘叮叮车在上环穿行，常见到高耸楼宇中的许多招牌，如XX养老之家等。

那时，课上我们时常讨论养老服务，我常常想：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长者们入住的体验是怎样的？

一年后，《白日之下》向我展示了楼宇内部的景象。

影片中，女记者凌晓琪的卧底报道展现了香港安老院舍中的黑幕，如：虐待、性侵院友，八个月内六人离奇死亡等。

这些情节均有事件原型。

但是，报道并没有带来「正义」。

当安老院被吊销执照，记者却受到了院友的强烈指责，因为院友们无处可去。

记者提出问题，电影展现真实，而谁能够为这样复杂的情况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电影直指香港社会福利署和社会结构；而负有责任的，不仅仅是他们。

1.香港与安老院影片中的「彩桥之家」安老院，通过收纳尽可能多的长者、残障人士以获得收入。

那么，香港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的现状如何呢？

在香港，如果一位老人需要长期护理，先会申请社会福利署的统一评估，再被分配到不同类型的院舍入住。

这些院舍主要为三类：非政府机构运营的津助护理安老院，竞争投标的合约院舍以及私营安老院。

与前两者的直接监管不同，社署通过【改善买位计划】向私营安老院购买宿位。

那么，对于私营安老院来说，收纳更多的院友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

然而，人越收越多，服务水准却没有提升。

按照规定，每100人的高度照顾院舍应当配有20名护理员，8名助理员等。

特定钟点（早上6时至晚上10时）须有3名助理员，2位护士（或4名保健员）及5名护理员值守。

而正如「彩桥之家」，现实许多机构中2位保健员要照顾100多个人。

每当社会福利署来检查，院方便会从其他地方调人顶替，甚至让患有精神疾病的院友工作。

而对于院友来说，能够入住这样的院舍已经不易。

根据2021年的报道，2020年轮候人数达到3.75万人，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5个月，有7000位长者「等到死」。

而在电影中设定的2015年，残疾人入住安老院的平均等候时间为15年，能够「有瓦遮头」已经不容易。

这不禁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浊水漂流》。

那些没能成功入住安老院的老人被迫流落街头，面临另一个困境。

2.当院友受到虐待在上述背景之下，院长和工作人员对院友的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一方面，院长和工作人员与院友长期相处，是最了解院友们生活的人。

他们提供的照顾哪怕仅能维持生存，也回应了院友们最紧迫的需求。

另一方面，流落街头是院友们更大的恐惧。

而且，他们大多为缺少社会支持的残障人士或者长者，在遭遇虐待时更加没有反抗的能力和资本。

因此，他们只选择忍气吞声。

而当记者深入安老院，想要帮助遭受虐待、侵害的院友时，面临的是重重制度性困境。

比如影片中设定的2015年，安老院院长多年来侵犯多位患有智力障碍的院友，却始终没有获罪。

过往几位受害人因为精神疾病而做出前后矛盾的证词，导致证词失效；被侵犯的小玲甚至无法完整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小玲的案件开庭时，律师选择撤诉；因为她患上了严重的PTSD，出庭再次见到加害者只会病情恶化。

此时需要的是更多制度性的改变。

比如，针对智力障碍人士出庭的特殊情况，香港警队于2015年5月成立「关注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工作小组」，与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等协同参与，评估当事人状况，在审讯中提供专业陪伴。

再比如，2018年，在香港公益机构「风雨兰」与一位求助者的共同努力下，受害者可以隔着屏风出庭，庭审结束时可以走特别通道离开；而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或未成年人可以在隔壁房间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出庭。

现在，香港警务处也专门整理了【性暴力求助资讯】，帮助受害人了解审讯的流程及自己的权益。

社会福利署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更完善的监管制度。

不仅留意到工作人员数量这些基本的信息，还要更加关注院友们的真实生存状况。

在安老院这样的封闭环境中，院长和工作人员的绝对权力让反抗变得不可能。

而社会福利署的监管是将困境打破的唯一途径。

在2018年一份报告中，社会福利署坦承工作中存在大量延误执管甚或不执管的情况，在跟进一些虐老个案时没有积极了解调查结果。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普通院友该如何反馈这些问题？

这是社会福利署应该努力的方向。

3.照顾的责任相比于指责个体，影片提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谁应该承担老人和残障人士的照顾责任？

比如凌晓琪的爷爷，被她妈妈送到了安老院，最终导致爷爷自杀。

但是她指责妈妈时，妈妈说：「那你只能怪你的爸爸死得早。

如果要骂，把你的叔叔、姑姑一起骂！

」而晓琪自己也因为工作忙没有经常去看望爷爷。

此时，妈妈说出了一句更加无奈的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为了不给女儿增加更多负担，她也决定离开香港，回到中山乡下养老。

再比如水哥，早年间离开自己的家庭，导致女儿对自己心生怨恨；如果他都已经没有付出养育的义务，子女有责任赡养他吗？

而小玲妈妈的话更让人心碎：「我不应该上班，不应该把小玲送到安老院。

」如果自己照顾女儿，母女俩就会失去生活来源；而将女儿送到了安老院，却导致女儿受到了侵犯。

我想起电影中的一个镜头。

一条路上形形色色的老人，有的头发花白身体精瘦，却还在用力推着装满纸皮的手推车；有的孤身一人站在街头，背了好多蛇皮袋；还有的正在翻找垃圾桶。

这样的场景，我也在香港街头见过无数次。

如果他们没有家人，没有子女，没有住所，甚至没有获取相关福利政策的渠道也没有符合政策的身份的话，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除了公益机构，谁能够来填补这个空白呢？

这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4.公共制度建设近年来，香港院舍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根据研教所2023年3月发布的数据，现在的轮候人数已经从疫情初期的近4万人减至约1.8万人。

轮候时间也已经缩短至16个月。

居住在私营安老院中的院友在三年间减少了3700人。

究其原因，除了院友病逝、自然离世等原因，还与政府的举措息息相关。

除了增加宿位，社会福利署推出的【社区照顾服务】，能够让长者在日间中心、社区接受照顾，或者进行居家照顾，也缓解了院舍的压力。

与此同时，香港许多公益机构也在关注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探索。

当然，这些都远远不够解决眼下的困境。

在期待制度性变革的同时，我们作为普通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我与一些香港同行交流时，他们提到，香港照护最大的困难是空间不够。

去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开始推进「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鼓励香港长者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

今年2月19日，7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机构被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

这会是香港养老问题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拭目以待。